日本大勢三轉考(第四部)

2010-06-11, 12:50

第 四 部 伊達千廣 的現代

第 十 八 章 家康 創造的體制

建構「武家 就是 武家」的 家康

家康 喜歡學問,對中國有相當深的知識認識,雖然沒有模仿中國體制,不過採用了他的思想 ﹔此外,有時間就招來外國顧問學習天文學、數學、幾何學、世界地理等等,對歐洲事務也都相當努力垂詢。不過看不出在法、或者制度的整頓上有予以活用的跡象。他也不像 信長 一般,有著獨創性的發揮,而比較像是過去判例的蒐集者。他蒐集 鎌倉時代、足利時代 的制度與法律,並加以檢討。

他認為武家的政治體制應該遵循 鎌倉時代 的傳統,清楚的分隔開「朝」與「幕」。朝廷在京都,幕府則置於江戶。這一點,與朝幕一體化的 足利時代,不存在幕府的 織豐時代 並不相同。並且制定了「武家諸法度」、做為公法的「禁中並公家諸法度」,以及寺社法律的「寺社諸法度」。

繼承 鎌倉幕府 以來的傳統

家康 制定法令,在基本上其實與戰國大名的法的制定並沒什麼不同。有外國人稱他為“ 皇帝 ”,其實也就是“ 同輩中的第一人 ”而已。家康 並沒有要求人們必需遵守他製作的法律,而只是將「貞永式目」、「建武式目」,以及 秀吉 於文祿四年八月公佈的「御掟」等諸法令作一番取舍選擇之後,將之目錄、條文化而已。

家康 於慶長十八年制定「公家眾法度」,並於二十年制定較為完備的「禁中 並 公家 眾法度」。這就成了有點奇怪的“ 臣下制法 ”,用以“ 規制天皇”。

這些一共十七條,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罪之輕重依各律例,」其結果就是在未曾明文化的前述「泰時的信件」中所見到的 鎌倉幕府 方式。武家 以下從「貞永式目」,武家 以上的 天皇、公家 則從「律令」。家康 並不是將之明文化,重新制定關於 天皇、公家 的細目法律。這個 鎌倉幕府 以來的傳統,很有趣的,被繼承到現代而成為「皇室典範」與「日本國憲法」。

2010-06-15, 11:54
實質上被統治下的 朝廷 與 寺社 勢力

「禁中 並 公家 眾法度」另一個重要的地方是「武家傳奏」的明文化。這也是鎌倉幕府以來的慣例。它本來的意思是將朝廷的意向傳遞給幕府,幕府的期望上奏給朝廷。實質上就差不多等於現在的「內閣的助言與承認」。

武家再如何被任命為朝廷的官職,那也僅只不過是“ 名譽職 ”。無論是內大臣、左大臣,做為 武家,必需服從於幕府與「武家諸法度」的統制,而不是「禁中 並 公家 諸法度」與律令的統制。也不實施其職務。這,一方面固然可以視為免去“公家” 既得權益的被侵犯,一方面也封住了朝廷透過官位,對武家的世界進行干涉的可能。

家康 是個傳統主義者。與鎌倉幕府時代一樣,與現實政治無關的部份,一切不去碰觸天皇家。簡單的說,在「大寶律令」中的天皇二官 —— 神衹官與太政官之中,關於神衹官的部份,絲毫沒有規定。

儘管 家康 對神衹官毫無關心,可不表示對「僧官敘任」毫無關心。家康的政策很明確就是“ 政教分離 ”。幕府,在任何意味上都不是“ 宗教政府 ”,「僧官敘任」當然是在幕府的權限之外。由於 一向一揆 的經驗,對家康來說,宗教勢力是在政治上必需相當警戒的對象。

「寺社諸法度」與「五山十剎諸山之諸法度」、「真言宗諸法度」、「永平寺諸法度」一樣都是屬於個別法,而不是具全體性的「宗教法人法」。這些諸法度於元和七年公佈,並不是粗製濫造的法律。家康依據這些「諸法度」將宗教勢力編入幕府體制,極端的說,是成了幕府統治的工具。之後,寺社又成了戶籍事務所。這些可以說是逆向的使用「一揆」,支配民眾。

參勤交代制 的巧妙發明

法律再如何制定,如果沒有施行的手段也就只是徒托空文而已。家康 以江戶為中心,巧妙的配置了 大名,這是因襲 秀吉,而不是獨創。秀吉 以 大阪 為中心配置親族與“ 譜代 ” ,將有實力者發配至東北與西南,在全國要點安置心腹 ﹔家康 也是以江戶為中心,採取了大致相同的方式。秀吉並且將有實力的大名以及他的妻子集中在 大阪。這些,制度化了的就是「參勤交代」,由此統制了全國的“ 大名 ”。

2010-06-18, 13:15
金日坤教授在所著「儒教文化圈的秩序與經濟」中有「參勤交代制這個發明」這麼一節 ﹕

「 德川幕府為了維持“ 大名分國 ” 這個以 分離結構 為前提的政權體制,非常巧妙的發明了“ 參勤交代制 ”。這就是在 天皇制 與 幕府制 這個二元體制之下,將傳統上對皇室的尊敬這個“ 前提 ”,做了有效的利用,而實質上抑制了諸大名的勢力擴張,並且成了維持並強化幕府極權體制的手段。參勤交代制在初期伴隨著優越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發展上有了重大的貢獻。

首先,德川時代 的政治體制既是分權的,又是集權的,為世界少見。與 韓國 李朝 的中央集權制和 歐洲中近世 的分權體制相比較,兩者是相當適切的結合。兩者不但相當調和,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也是讓日本非常具有經濟適應力的原型。

諸大名的領地分有,以及其自治的統治,讓土地所有有著安定的關係,農業生產力因之向上提昇,也孕育了經濟與經營的觀念。當然,“ 前提 ”是,天皇管理著土地,而實質上土地是私有。

由於政權安定,經濟圈擴大至全國規模。由於參勤交代制,每兩年,大名們上訪江戶,帶來物資的流通、道路的整備、貨幣經濟的發達等等,這就促進了全國經濟圈的形成。

除了參勤交代制之外,德川幕府為了維持政權也採取了適用的初期政策,結果帶給經濟很大的發展 ﹕

第一、 兵農分離策 —— 對武士的完全統制封鎖了新的勢力成長。結果武士成了消費階級,而大名與家臣之間強力的主從關係,完整的轉型成了行政官僚體制或者經營體制。

第二、 城下町形成的政策帶來了農村經濟向都市經濟的發展移動 。

第三、 強制商人、手工業者移居城下町的政策,讓工商業自農業分離出來,促進了社會的分業以及都市經濟的發達。在城下町的工產物與農村農作物的交換下,形成了商品經濟的體制。 」

在中央集權制的分權制之下,其中的兵農分離,以及武士、商人、工人的集中城下町,產生了以上的經濟效果。不過這也不是家康獨創,而仍舊是繼承了秀吉的政策。不過這些政策都只是統制屬於在地小武士以及下面農民的手段而已,而不是為了經濟發展。家康最怕的就是 「一揆 」的成立 ﹔下邊的橫向團結讓上邊「 無力化 」的「 下剋上 」傳統。這就是防止大名橫向團結的「參勤交代制」,將武士遷至城下,令武士不能橫向團結。城下町與歐洲的都市基本完全不同。不過在機能上面相當近似。所有這些,與下面要談的幣制的確立,帶來了彼等未曾預期的經濟發展。

2010-06-21, 09:57
確立了貨幣制度的家康

家康 直接間接的統制了大名、武士尚無法安心,更仿傚「六波羅探題」,設置了「京都所司代」統制「天皇家」與「公家」,也設置了「寺社奉行」統制宗教勢力 ﹔這還是無法放心。家康相當深入的研究了鎌倉幕府與足利幕府的特徵。幕府統制的基本就是「所領」與「貨幣」。幕府應該掌握的是 —— 通貨的製造權與發行權。隨著煉銅技術的改進,渡來錢的時代已經接近尾聲。雖然自行鑄造的「寬永通寶」是在家康死後,而確立了基本貨幣制度的則是 家康。

家康 最大的功績是確立幣制。他採用的是「金本位制」,號稱﹕「日本為亞洲唯一金本位制」、「世界上第二個採用金本位制的國家 —— 日本。」。不過這也不是他首創,而是繼承了秀吉所製的「慶長大判」。這又也不是秀吉的新發明,而是將一向以來所使用的沙金或板金切成一定的大小而已。家康使之成為流通的貨幣,達到了必要的經濟水準。基本通貨的“一兩 小判” 設計相當特殊,相徵著“米俵” (米斗)。

幕府自行鑄造銅錢是在寬永十三年(1636年)的「寬永通寶」。也就是說,家康掌握了土地與貨幣。到他去世為止,他應該覺得他應該做的都做了。

家康的意圖,簡單地說就是要讓因為「一揆」而來的「橫向結合」所帶來“下剋上” 的混亂,改變為上下的「縱向社會」的秩序。這費了信長、秀吉、家康 三代。從后代來看,這三人也的確各自發揮了各自的功能。信長相當粗暴的毀滅了「一揆」的社會,貫徹了自身統治權達到末端。

對他來說,最大的障礙就是宗教勢力。特別是「一向一揆」以寺為中心,將農民結成為「一揆」。要打破這個,就必需浸透入世俗的支配權,徹底的破壞舊秩序。之後的秀吉,將巨大的「分國大名」以種種的方法將之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以五大老為中心,成了分國大名的連合一般的統制,而確立了全國支配的地位。家康將這兩人的遺產以幕藩體制的形式予以收拾結尾。小林秀雄因之稱他為「偉大的收拾家」。

2010-06-24, 07:15
成了幕府「統制神學」的朱子學

不過,光如此尚不足以維持秩序,而需要有新的統治思想。也就是「幕藩體制統治神學」的確立。這一點,好學的家康確實可以說是適任者。「尊重學問」原本就是足利末期以來有著一定程度的社會流行。家康的學問指向則是有點過了頭。他不但自學,而且向自足利以來的「足利學校」或者「伏見學校」提供種種的援助,並且出版書籍。

家康 除了自行出資出版書籍之外,更製作這些書籍的目錄。讀書範圍更是廣泛,從「源氏物語」、「古今集」以至「醫書」。最為精讀的就是「吾妻鏡」與「貞觀之治」,還有其它中國經書。這位大讀書家的最好的助手就是 林信勝,也就是 羅山。他在二十一歲那一年成了 藤原惺窩 的弟子。羅山當然是一個博覽強記的大讀書家,不過可不是一個有獨創性的學者,而是一個活字典,介紹給家康各式各樣的書籍。同時他也是當時日本朱子學者的代表人 藤原惺窩 的門生。也由於羅山的關係,朱子學 就成了幕府的「統制神學」。確實,要將一個“ 下剋上 ” 的社會改造成一個「縱向社會」,這個思想相當方便。不過這個“方便” ,也只是暫時利用之計。如果以過度的絕對化視之,「幕藩體制」這個奇妙的體制必將被否定,而成了如同中國與韓國。也就是在接受正統的中國皇帝冊封的國王之下,由以科舉選拔出來的文官,士大夫來統治國家。換句話說,就是李氏朝鮮的體制。終極一點的,就是否定了武家政治,也就是否定了 —— 幕府。

將軍為天皇所任命,大名之所領(領地)為將軍所保障,臣下輔佐天皇領國之統治 —— 羅山 就援用 ﹕反逆將軍即反逆天皇,反逆諸侯即反逆將軍這樣的形式,封鎖了“ 下剋上 ”的世界。

如此運用朱子學來做為統制神學當然相當方便,不過家康倒也不認為朱子的世界觀就是自己的世界觀。關心歐洲,喜歡傾聽 アダムス、ヨステン 的話語,也不接受朱子的排佛論,是一位從各種方面自由的吸取知識的政治家。

幕藩體制確立,諸法度公佈,法律制定,幣制確立,也有了統制神學。不過“ 下剋上 ” 的傳統並不如此簡單的消失。

2010-06-27, 13:39
第 十 九 章 在 幕藩體制 之下

從爭戰的時代進入經濟的時代

有時會有人覺得特攻好戰的日本人為什麼在戰後能夠在瞬間成為能幹的經濟人﹖﹗其實這就如同戰國時代的武士與農民。土一揆、一向一揆 無一不是如此。一旦吃了敗仗馬上成為溫和的農民。不過到了幕藩時代,一切就都不一樣了。

幕藩時代已經不是攻伐的時代,德川後期已經成了各藩經濟競爭的時代。這除了割取他人領土壯大自己的時代已經感覺過時之外,也似乎即時的往經濟成長的方向改變。轉換的快速令人訝異,當然各藩之間仍舊有不小的差異,而共通的一點就是“開墾”。把餅做大。從「割取的時代」進入到「大開墾時代」。

由於不是幕府統一的政策,因此各藩之間做法也形形色色。如同後述的「五公五民與藩的經營」,各藩不同,除了稻米之外,紛紛生產附加價值高的特產物以做為藩的財源。

如此的政策要由藩來統一的執行並且取得成果,在每個藩都有兩個障礙。一、維持戰國體制不變,則藩內分成了小塊小塊的「知行地」。二、各地物產缺少送至各消費地的輸送手段。有人說日本的道路很好,可是那只是對旅行者而言,要成為物流大動脈就不可能了。「條條大路通羅馬」,埃及的穀物要由陸路運至羅馬還是不可能的。物資流通還是需要靠船運,然而要開拓全國範圍的航路,這就超過了各藩的能力。也就是說,必需各藩在藩內做體制改革,而由幕府在日本列島開拓迴航的物流路線。經濟成長才有起碼的可能。

加賀藩劃時代的藩政改革

戰國大名對其領地並非一元支配,而是由家臣各自支配小塊的「知行地」,成為站在高位的形態,所謂「同輩中之第一人」,這一點,“元就”是如此,“信玄”也沒有什麼不一樣。權力稍微確立,在一旦戰事發生時就動員家臣團,有不應命者就沒收其「知行地」施行支配權,而無法干涉其內部事務。也就是說統治權並未能及於「知行地」之末端。這個戰國體制如果不做轉換,藩的支配權就不可能實施一元化的經濟政策。

剝奪知行權,使之集中城下町,再另外以支給 「祿米」取代的話,就有惹起家臣團徹底反抗的憂懼。金日坤教授所指出 ﹕「武士移居城下町是日本地方都市發達的基礎。」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得以進行,事實上也是有些藩無法成功施行。

第一個首先斷然施行的是加賀藩主 —— 前田綱紀( 1643 — 1724 ),而實際上立案實施的應該是他隱居的祖父,三代目的前田利常。他是前田利家之子,二代目利長的末弟。實施的時期選擇相當慎重。如果家臣團總反抗,會招致幕府介入,因此他選擇在幕府無法動彈的家光死後立即迅速行動,排除抵抗,公佈改作法。改革從慶安四年至明曆二年( 1651 — 1656 ),大約七年完成。

2010-06-30, 14:08
這些法律多歧而綜和。加賀藩史的權威 若林喜三郎博士 將之要約為以下四點 ﹕

一、知行制度 —— 一律禁止「給人」﹙ 被付予知行所的家臣 ﹚對 知行所 的百姓直接收稅、徵勞役,或者其它一切交涉。

二、土地制度 —— 透過嚴密的檢地,找出隱藏的田地,以較高的收穫估計,決定村的應有生產量。

三、租稅制度 —— 以一村的平均稅(固定稅率)與稅率上調方式,在年度豐凶的稅率變更上不做調整。另外,代勞役稅、附加稅、受益費等雜稅,課以高稅率。

四、百姓助成制度 —— 取消向來貸與百姓米糧之收繳,從新立法,助成百姓生產。

由於是經過長期的計劃推演,因此排除了老臣的反對與抵抗,一旦實施一切就相當敏捷快速。首先挑選對農政熟悉的家臣做「改作奉行」,適當的配置對農事有能力的十村(大庄屋),驅趕、替換百姓強行成立模範村。

一般常說日本人善於模仿他國成功的例子,其實日本人也一樣善於模仿日本人的成功例。加賀藩知行廢止等的成功很快的就擴及到全國範圍。這一點也因為有著在江戶得以簡單蒐集情報的參勤交代制。

農民的解除武裝到「兵農分離」

以上 利常.綱紀 的改革之所以得以順利進行,有著農民武裝解除的背景。從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之間如果沒有完全鎮壓那些所謂 土一揆、一向一揆 等武裝農民,要將 在地領主 集中到城下町就不可能。前田家所領的加賀原本就是一向一揆所支配的「百姓之國」。能夠讓這些農民依照藩主的意思重新再編成的前提是天正十六年( 1588 ),豐臣秀吉所制定的「刀狩令」。

這個有名的「刀狩令」有三條。一、禁止諸國百姓持有刀、弓、鎗、槍等。第二條是有關刀狩的趣旨說明。重要的是 第三條、百姓有農具,專心耕作,則為子孫長久,國土安全,萬民快樂之基。秀吉出身農民,了解農民心情。農民決非好戰。農民只要保證保有土地,得以平和耕作,並不喜歡戰爭。

當然,農民也並不是全國齊一的信服。自村解除武裝卻受到鄰村攻擊就很受不了,不過只要有了以上的保證就可能發展為有經濟力的農民,貧農也得以入植開墾地的話就得以專心耕作。「刀狩令」讓「兵農分離」有了可能,也就得以向前推進了。

刺激經濟的海上運輸

德川時代的日本混同著目前世界所謂的先進國、中進國與後進國。若林喜三郎博士如下的記述了文化‧文政期(十九世紀初)的日本 ﹕

一、 東北型,以秋田藩而言,以稻穀為主。輸出米至中央,由中央輸入棉布、棉花、絹布。

二、 西南型,以薩摩藩而言,以農業為商業。輸出黑砂糖及其它特殊農水產品至中央,由中央輸入布匹、衣料、米、穀殼。

三、 中央型,以近畿地區為中心的地方,以農業為商業,和商品生產為發達。出口加工品至東北及西南。從東北輸入米、原料品,從西南輸入特殊農水產品。

十七世紀的後期與上述十九世紀的初期並不相同。基本的形成可說是在 綱紀(前田)的時候。也就是所謂各 分國大名 的自給圈崩潰之後,京都、大阪的人吃秋田、肥後的米,在戰國時代是無法想像的,之所以成為可能,首先是藩政的改革,以及再來的利用海與川。

狹窄的國土之中,日本有著很多的河川。利用河川,在河口集散,只要利用沿岸航路與船隻,就可以抵達日本的任何地點。現在(指19 8 9 )日本國內的物資流通,國內航運佔47 %,在德川時代可以說是100 % 要靠海運。

2010-07-03, 11:40
從「日本永代藏」看新產業的勃興

「日本永代藏」記載了甚多戰國時代庶民起落變遷的物語。其中有資產家投資者,例如 ﹕由於要誘導百姓因此新開發地無年貢,住居、農耕用具、種苗等的貸與,絲毫也不稀奇。如同綱紀理藩一般,有如此的政策,也有純然資產家的投資事業。製造出來的產品銷至大阪的大盤商。這就是若林喜三郎博士所謂西南型的初期狀態。

另外也有以勤儉持家而成為資產家的。儘管有「田地永代買賣禁止令」,其實買賣還是透過各種形式進行。耕作也有著獨特的方法
(古文從略)

新農具與技術的導入

德川時代的大阪是農機具製造的中心,有專門的「農具工匠」。有鋤、犁、風車、脫穀用具等等,令不少以此賺取工資的農家寡婦因此而失業。

棉,對一般庶民來說稱得上是新製品。保溫等等都比“ 麻 ”來得要好。因此“ 棉 ” 的需要量很高,當時的日本差不多是不生產棉花,也沒有關於棉 的技術。以竹製成的弓,裝上木棉製撚絲的弦,再以竹片彈弦,使之振動棉花,似乎是來自韓國。根據記載,一日作業量大約五斤是限度。

(略)乞丐也能成富人的世間(多古文從略)

失去角色的武士的存在意義

「日本永代藏」作者 西鶴 於元祿六年( 1693 )辭世。自關ケ原開始的約一個世紀之間,記錄了世間變化的種種異聞。社會已經從戰國時代有了極大的轉變,人們的價值觀也不相同。前述加賀的前田利常、剛紀開始著手改革,將“ 藩 ” 做為一個統一的經濟單位,開發為“ 米作中心 ”﹔ 另一方面 西鶴 所描述的人們則應和著新需求,增產菜種、棉製品等,技術也有了進一步的改革。人們在幕藩體制所成立的「德川之平和」之下,如同戰後的日本人一般追求經濟發展。

然而戰國時代的主角 —— 武士,變如何了呢 ﹖戰國時代終結,武士的社會任務完畢,在失去「知行權」,並被集中於城下町之後,這些人有可能成為「高級遊民」。由於與農民隔絕,成了「都市人」,因此對農業也毫無關心。此外,祿米是一種年俸,與農作好壞無關 —— 錯,收成不佳導致米價高騰,收入反而增加,反而不可悲。

有認為應該使之歸農,應該做農工商三民表率的 ﹔這樣的武士當然有,不過問題出在並不如此的武士身上。武士的社會任務一旦終結,即使給予了社會地位,然而他的權利也慢慢地被否定而消失。本來在持有可以經營的「知行地」的時代,「知行地」可以繼承。儘管毛利元就有規定誰違反命令就予以沒收,不過基本上自從「貞永式目」以來產權是受到保障的。然而自從被集中到城下町以來,領取了「年俸」,身份就近似了現代的受薪階級,而受薪階級薪資能否繼承就受到了質疑。社會會認為﹕沒有擔負社會任務的權利不應予以承認。

彼等之中也有就任 藩 之職務,如同今日之農林部、經濟部官僚,不過相當少數。這些人不但有了職務,而且有職務加給,成了「藩官僚」,之後更設立了「藩校」,成了有成績優秀者則受到拔擢的新體制。在沒有戰爭的德川時代,由於沒有武人出場的需要,因此優秀之士就文官化了。

2010-07-06, 09:07
第 二 十 章 縱 向 社 會 與 下 剋 上

日本是橫向社會還是縱向社會

從上向下固然是縱向社會,自下往上,也是縱向社會。一般認為日本是一個縱向社會固然沒錯,然而這卻是一個自下往上的縱向社會。與 幕藩體制 確立的同時,社會也成了「一揆」式縱向社會。同輩中的第一人成了「主君」,似乎就是一個擁有絕對支配權力的人物。從 前田利常、綱紀 的改革來看 ﹕

天 皇 → 將 軍 → 藩 主 → 家 臣 → 十 村 → 農 民

稱得上是一個系列整然的體制。然而在 秀吉 與 家康 的時代有一批具有實力,也很有能力的人,很難去說是幕府的“幕臣” , 還是大名底下的“家臣” 的人物存在。而這些人不用說又是具有政治背景的“一揆” 人士。因此就有了“逆向的縱向” ,也就是“正常化了的下剋上” 的有趣現象產生。

如此“縱向與逆縱向” 的現象在今天的日本企業與政界也還是一樣存在著。

(air 註 ﹕美國在戰後研究日本的政府,發覺將 東條英機 視同獨裁者,是必需直接負起戰爭責任的人也是一個有問題的看法。)

與朝鮮外交之中 柳川調信 的立場與作用

柳川調信 是在 對馬 的 宗氏 的家臣,由於具有外交手腕,因此在 秀吉 征伐九州勝利之後被派遣為祝賀勝利的代表,秀吉也就知道了 調信 對朝鮮事務相當熟悉。天正十五年六月,宗義調 帶著世子 義智 往見在 箱崎 的 秀吉。這確保了他在 對馬 一帶的領土,同時也在 義調 的說服之下暫時延遲對 朝鮮 的出兵,同時也被付與去要求朝鮮國王入貢的外交交涉的使命。

知道去要求朝鮮入貢其實不可能的 宗氏,將 秀吉 的要求轉為招請“通信使” ,天正十八年(1590 )實現了這件事。將這個 通信使 的 來日 誤以為是“服屬” 的 秀吉 龍心為之大喜。宗氏 陞官成了「從四位下、侍從、對馬守」,而著有功勞的 柳川調信 則升敘為「五位、諸大夫」。

調信 憑藉著他對朝鮮交涉的能力,一方面固然是 宗氏 的家臣,一方面也在 豐臣、德川 兩個政權中有了特別的地位。

家康 在取得政權之後馬上命令 宗氏,要與 朝鮮 締結和平條約。宗氏 為了獨佔朝鮮的貿易,雖然盡了種種的努力,可是未能成功。原因是,即使日本撤軍,明軍也還駐留著二萬四千人,外交權實質上是由 明國 掌握,當然朝鮮內部也有強烈反對講和的力量。

然而國際局勢起了微妙的變化。明國 在 慶長五年(1600 )從 朝鮮 撤軍,而 滿洲族(後金、之後的 清 )則漸漸的取得勢力。寬永四年(1627 )後金侵入朝鮮,寬永十三年(16 3 6 )朝鮮歸服後金。這之間又有 家康 與 秀忠 的恫嚇第三次出兵。朝鮮在外交判斷上相當困難,因此也急需任何正確的情報。

宗氏 借著 朝鮮 送還俘虜推進誠意的舉動,向推翻 豐臣 的 德川政權 表示應該接納 朝鮮 的講和。而 朝鮮 政府為了探索 日本 的實情,因此向 對馬 派出了使者,而 宗氏 也派出使者,邀請「通信使」。

在 慶長九年(1 6 0 4 ),朝鮮 向 日本 派出 國情探索使者,在隔年於 伏見 會見了 家康。二年後「通信使」來日。到此,宗氏 一手掌握了對朝鮮的日本外交權。

柳川調信 在由 秀吉 派遣為駐 朝鮮 使者以來,在 豐臣、德川政權 中擁有了廣大的人脈。在他父親那一代已經經營著對朝鮮的貿易,也接受了朝鮮「嘉善大夫」的官職,人脈廣佈。

朝鮮使者 來日之功,宗氏 的俸祿增加了二千八百石,其中特命一千石給予 調信 之子 知永。知永歿後由 調興 繼承。宗義智 帶同 調興 進京,為 家康 留下,於是 調興 就留了下來如同幕臣一般。家康 的意圖是透過他監視 宗氏,並且利用他的人脈進行朝鮮外交。如此一來,幕府 的朝鮮外交名目上是宗氏,實質上則掌握在 柳川氏 手裡。

2010-07-09, 09:24
柳川事件的驚人展開

這種有著有力家臣的形態,與宗氏的主從關係明確,而宗氏的當家具有強力的統制力時不會有問題。可是在元和元年(1615年)大阪的夏之陣戰鬥中,宗義智死亡,他才十二歲的兒子義成就任家督,兩者的關係就開始奇怪了起來。

首先,由於 義成 年方十二歲無法做事,在 義智 的未亡人 威德院 下面由重臣十三人組成了合議制進行施政。然而或許 調興 是在 家康 那邊,因此未被包含在內。在這裡 義成 與 調興 就有了爭執。義成命令 調興 歸國,調興 卻是充耳不聞。

元和三年(1617年)為了準備 朝鮮通信史 就聘而終於回國的調興在重臣團的壓力之下,寫下了臣從於宗氏的起請文,可是兩者的關係已經格格不入。調興以年幼的原因固辭父祖以來的角色。原因固然是“年幼” ,實際上的目的則是要從宗氏主從制的槽窟中脫出,而要成為“幕臣” 。

寬永八年(1631年)調興提出申請歸還由義成付與的知行和貿易船的權利。這時,調興準備以得自幕府的自身的千石與貿易船為基礎,將自己“幕臣化”的態勢已經相當清楚。義成拒絕了調興之所求,而調興也指控他為橫暴,雙雙向幕府提訴。這在戰國時代,調興會取得勝利是相當理所當然,究竟自家康以來,調興一直就是等同幕臣。

對幕府來說這個問題實在也是個麻煩,因此擱置了兩年。到了第三年終於聽取事情始末,最後家光決定提請諸大名列席評斷。

(略)裁判判決的意義
(略)主君「押しこめ」之正當化
(略)阻擾藩政改革的阿波藩
(略)未曾有過嚴格意義的「專制君主」
(略)二十一章 五公五民與藩的經營

二 十 二 章 幕 藩 體 制 下 的 經 濟

日本財富的集中地 大阪

藩為了多賣物產就必需有船運。河村瑞軒開啟了全國航路之後,馬上為各藩利用,將物產運至大阪。家康曾經想讓江戶成為經濟中心,可是沒有成功。這不僅止是因為大阪所處的地點條件較好,也因為做為商都的條件較為齊整。

大阪為幕府的直轄地,大名們不准在這裡構屋置產。於是就租了町人的家,出售由藩的武士出差而帶來的藩的物產。這就是「藏屋敷」,而終於銷售權轉移到了「藏屋敷」的主人「藏元」的手裡,也就是藩的代理店。這些人不但管理銷售,同時也經營融資借錢。漸漸地,藩也從這裡借錢,兩、三年後的物產也得以成為質押物。

做為這些物產交易場所的「會所」每日進行著米、鹽、燈油,棉的交易,到了1730年,公然的開始了信用交易,甚至期貨交易。可以說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想法萌芽。

新經濟人物的出現

德川時代往往也被稱為「米經濟」的時代。在如此龐大交易進行的背後,不僅只是米,而是有了龐大的商品蓄積。這些蓄積之所以可能就必需歸功於「大開墾時代」,不可欠的就是農具的改良與鐵的供應。沒有豐富而廉價的「鐵」,如此的狀態就不可能出現。

促使這些狀態誕生的則是——新經濟人物的出現。比如﹕促使米大增產的大名前田綱紀,起造製紙業的多胡主水,而主要的人物就是一般的民眾。

支持鐵砲大量生產的日本鐵沙

日本的製鐵技術(和鋼 )來自何方,與前述稻作相同的情況一樣,並不清楚。終極的說應該也是來自中國吧,透過何種途徑也是不清楚。

原因可能是在東亞之中,日本是離開中國文化最遠的後進國。在稻作、製鐵等進入日本之前,週邊的國家已經都有了這樣的能力。製鐵的另一個特徵是日本的原料是砂鐵。日本被認為與加拿大、紐西蘭並列為三大砂鐵的出口國。除了藏量相當豐富之外,採取也很簡單,可以說對鐵礦石毫不感興趣。

在日本急速的經濟發展背後,不能忽略的是即使超小規模的原始設備也能精煉的砂鐵很富這一點。聽沖繩的人說,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經由沖繩輸出至中國不少的日本刀、硫磺、馬和海帶。馬就稍微意外了一點 ﹔日本刀、硫磺和海帶倒也不是不可思議。日本刀確實是很優秀,在豐臣秀吉征伐朝鮮的時候,俘虜的姜沆就由於韓國刀比日本刀質劣,因此就建議請韓國國王應該俘虜日本刀工進行改造。

不過日本也曾經在戰國末期輸入過「南蠻鐵」,分析的結果為印度產,也就是有名的達馬斯克寺劍的原料。

(略)日本獨特的たたら製鐵之完成

2010-07-12, 12:46
世界最大的銅精煉業者住友

日本 的銅礦大部份為 硫化銅 ﹔在古代採盡了 自然銅 與 酸化銅 之後,馬上就無法再生產銅,這也是使用「渡來錢」的一個原因。然而在 文龜、永正 年間( 1501 —1521 )的 攝津多田莊,山下村 的銅吹屋 新左衛門 發明了從 硫化銅 提煉銅的方法,得以從豐富的 硫化銅中生產銅,而日本人照舊的將銅輸出中國,換取銅錢。

奇妙的是 硫化銅 裡面也含有 銀,這個技術日本沒有,倒是先進的中國在當時已經擁有如此的技術,因此有了非常有利的交換條件。

然而七十年後,在 天正年間(1573—1592),在 京都 的銅吹屋 蘇我理右衛門 以 養子 的身份進入 住友家,名為 住友壽齋,開發了 銅銀分離 的技術。這個技術也有可能是得自中國的灰吹法的啟示。於 元祿十二年,住友 生產了二百五十三萬四百四十四斤(一斤等於600公克)。住友 成了世界最大的銅精鍊業者。

藩札發行的問題點 加賀藩的情形

各種企業起來了,藩 所出產的稻米一旦成了買賣的商品,當然也就有了金融業的 兌換商、匯款商家,其他各種即期、長、短期支票等等也就應運而生。存款證明 也得以做為付款工具,也有了 存款帳戶,帳戶匯款 等等。如此一來 兌換商 的倒閉就成了很大的問題。

如此的系統在 關ヶ原 之後的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完成了。這些都是在極為自然的情形下發生,並不是有什麼計劃或從那一個國家導入。也就是說,在「鎖國」這個封閉的世界中,從生產至運輸、流通、販賣、金融,通通在自己的手中進行,而形成了如此的世界。

由 藩 發行的貨幣、票卷發生了很多問題。人們也開始了解到政治權力並無法左右經濟。加賀 在第五代 綱紀 的時候經濟很好,到了第十代的 重教( 1753 )開始發生問題。其原因簡單的說就是未開墾地消失,米的量產無法繼續,卻沒有轉作其它附加價值較高的商品。也就是說,對毋需銷售努力的現金化稻米過度依賴。這一點,與 加賀藩 的百萬石相比,僅止有四萬石的 津和野藩 由於有紙的生產,相對的在經濟上就相當安定。

讓日本無法鎖國的各藩經濟情況

由於經濟的轉折,讓 各藩 嘗到了痛苦,於是將 藩札的發行,在提供保證的條件下授權給 豪商 ——主要就是兌換商。當然也保證給予了直接或間接的利權或利益。而有更多的藩則從「藏元」或彼等經營的金融業者(掛屋)處,以兩年後,三年後的稻米收成做擔保,借款。如此一來,做為 藩 的代理店與 藩 的地位就逆轉了過來。藩 竟然成了幫「藏元」買米的收買人。大部份的 藩 都因為欠「藏元」、「兌換商」、「掛屋」的錢,而受到二、三重拘束的經濟狀態。

蓄積了龐大資本的「大町人」,由於缺少投資標的,因此在鎖國的封閉狀態之中,形成了現金過多的奇妙現象。這種時候如果有新的技術創新,有新的投資標的就很好,然而在鎖國之下與外部沒有交流。需求不振也造成物產無法輸出。因此「大町人」就只好將資金投入無法期待利潤的開墾與植林。這就出現了「町人地主」。有積極將 町人地主 予以活用的 藩,也有厭惡其出現的 藩。這就是十村、大庄屋等農村支配階級厭惡町人地主加入的主要原因 。

當然,藩主、武士也不都是無能的人。努力尋找各種方法要重建 藩 之財政的人也很多。然而任誰來想,方法也只有一個,那就是儘可能生產附加價值高的東西,有由 藩 來一手販賣的,或者由商人販賣,再予以課稅以增加收入。

這也可以說是「藩重商主義」。然而要這樣做也需要新的資金投入,而大部份的 藩 都沒有這個余力。如此一來就出現了「藩重農主義」。也就是認為 —— 專心於商品製造,一旦飢饉的時候要怎麼辦的反論。農業受到天候的影響,豐欠相差很大,如此的反論也不是毫無根據。結果這些主張的結果就是降低消費,回到自己自足的體制。

然而純從農業來考慮也相當不可行。作物需要肥料,要人們再回到穿麻布的時代也不可能。不過 重農主義 在當時還是頗有說服力。

重商主義 也有兩個流派。一派是認為應該提振對 藩 的物產需要,一派是認為應該將 藩 的 御用商人 的工作“藩營化”,收歸 藩 之所有。在 御用商人 之中,最大規模的就是將 藩 之物產運送至 —— 主要為大阪 —— 販賣的「船商」。這些人蓄積了巨富,也代理發行 藩札。因為民眾不信任 藩,反而信任這些有錢人。想法就是將這些事業收回 藩 的手裡。可是一開始就不可能,因為武士並沒有這些知識。

如此艱苦的情形下產生的就是走私貿易。幕府 並無法支配海洋。海邊交易雖然是禁止,然而卻無法監視。將 米 送至 大阪,結果卻為「藏元」、「掛屋」因前借款而相抵消,那不如尋求其他管道賣掉還比較好。日本海 好在有 竹島。在缺少領土意識的 德川時代,日本船,韓國船 都來到這個小岩礁,在附近從事交易。有被發覺而受到處罰的例子。到了幕末,俄羅斯 的船也在 日本海 出現。他們的食糧要經由西伯利亞運送過來,不如由日本取得遠為經濟,不過當時的日本不接受。

不過海邊交易就不是不可能了。如此一來,藩 就可以不透過「藏元」賣米麥了。俄羅斯 提督 プチャ—チン 來日本的時候就在海邊向 加賀 購買了二萬石的米。誰賣的不知道,是否在 藩 的默認之下賣的也不知道。不過人們都認為是死在牢中的 錢屋五兵衛。讀 勝海舟 的回憶錄,幕府 似乎是知情的。

幕藩體制 確實促進了日本的經濟。而且其發展在 田沼意次 當 老中 的時候(1772—1786 ),鎖國已經是不可能的狀態。這不止是來自歐美的刺激,日本自身也已經無法保持鎖國的狀態。曲曲折折的,日本 開了國,而 韓國 則沒有辦法,原因應該是各國有各國的情況不同吧 ﹗

2010-07-15, 14:12
第 二 十 三 章 江 戶 時 代 的 技 術

(略)曆法、時間都不使用的十干十二支的智慧

不可思議的不定時法 造出時計的日本人

不定時法 簡單的說,就是對應了季節變化而來的日夜長短變化。換言之,夏季白天長一小時,夜晚則隨之短一個小時。冬季則相反,冬季白天短一個小時,夜晚則隨之長一個小時。古時說一刻為二小時,嚴密的說並不正確。

不定時法 產生在紀元前三千年的 埃及。之後經由 希臘、羅馬,到中世為止,為歐洲人所使用,時間長達約四千年,比現時的定時法還長。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裡,有了燈火,可以從晝入夜自由的延長,不久的事情,也僅限於可以自由使用電氣的先進國家。昔時晝與夜之間的生活方式必須更改。在這樣的時代裡,日出、日沒,成了生活的區分。在這個區分之中再區分出時間,生活上就相當方便。在 德川時代 的 天文曆學專家 使用 定時法,而一般人的「生活時間」則是使用 不定時法。

在日本,是將一天分成「晝六」、「暮六」,其間再予以區分。在這樣一個時代,以如今的鐘錶,將一天分成二十四個小時,讓等速度的指針迴轉的鐘錶就不夠方便。於是日本人就想到了做一個在夏季時針較慢,到了夜晚時針相應的較快,到了冬季則倒反過來。難怪 荷蘭 的商館長拼命的想弄一個到手。

「日本書記」記載到在 齊明天皇 六年(660 年 )皇太子 中大兄 皇子首次製造了「漏刻」(水鐘),以讓民眾知曉時刻。這是定時法還是不定時法並不清楚。不過「宣明曆」(8 6 2 年採用)、「延喜式」使用的都是 定時法,因此應該也是 定時法。

這個漏刻(更漏 )是由中國進口,或者技術引進的貴重器具。有 漏刻博士 一職專司管理,下轄十二名員工,天皇 行幸則攜帶隨行。漏刻會有誤差,大概是以天文觀測做為修正。詳情不清楚。

這個漏刻就算是定時法,並不表示就為日本一般所使用。頂多是天皇四周。一般民眾不用說,即便是官員也毫無關係。一般人還是依照日出、日沒,太陽高度等概略的時間計算作息。這也就是所謂的「不定時法的生活 」。當時關於曆法的記錄很多,關於時制的就比較少,應該是當時的人對曆法比較關心吧。

四季分別相當清楚的日本,曆制混亂則為農業帶來災害,因此日本人未使用一年有十一日誤差的 太陰曆,而是使用由中國引進,配合太陽運行為修正的 陰陽曆。

中國在 曆制 與 數學 上面是世界的先進國家。英國人 Meton 在紀元前 432 年創造的 Meton 曆法,也就是「十九年七閏法」(每十九年計入七次閏月的方法 ),中國人則早在紀元前 6 0 0 年左右已經發現,日本人大約用的就是這個曆法。

這個曆法在第十九年大約與 太陽曆一致,也就是其間雖然稍有差異,而 曆制 與 季節 則大約相同。這個“ 差異 ” 對日本的農業也有影響,因此也使用「二十四節氣」,以 立春 為基準的 太陽曆 之 農業曆。這也是從中國引進,並做了改訂。如此 太陽曆 與 太陰曆 併用,之後就產生了「時計曆」。

2010-07-18, 13:57
日本人對外來時鐘無興趣的原因

歐洲時鐘於何時傳入日本,有各種說法,天文二十年(1551 )ザビエル(Francisco de Xavier)為了向周防的大內義隆請求佈教許可時所奉獻的,應該就是最早的一座。ザビエル 的手記記載,這是來自葡萄牙的印度總督之贈品,可惜沒有留存下來。

也有其它的記錄。現存的則有慶長十七年(1612 )墨西哥送給家康的時鐘,上面鐫有西班牙的時鐘師傅 ハンス‧デ‧ヴァルス 的銘。151年製的豪華座鐘。

這些時鐘到底是實用品還是身份表徵,有相當的疑問。因為當時從歐洲到訪亞洲的使節,不止日本,也送給中國、韓國。連韓國都有贈送家康的記錄。

這個韓國所送的時鐘,也不知道是一開始就壞了還是來到日本之後壞的,京都的津田助左衛門把它修理了,也同時做了一個一樣的。在「尾張記」裡面把他記載為「可稱為日本時鐘師傅之元祖」,而實際上可能更早之前就製作過了,只是是否為實用品,就很有疑問。

家康與秀忠時沒有留存記錄,似乎有不少使節都有贈送。江戶城裡有幾個,可是時間顯示都不一樣。有大德院(秀忠夫人)選定一個時鐘為標準,大鼓按時敲打報時的記錄。應該就是說當時的時鐘所顯示的時刻都不一樣。記錄記載慶長十二年(1607 )基督徒通譯的 ロドリ—ゲス 上京時被任命管理在長崎製造的時鐘。這些都差不多在同一時代,似乎沒有管理人時鐘就無法正確動作。

為什麼如此不在乎,一般也不使用呢 ﹖﹗原因很簡單,時鐘是定時法,而一般人的生活則是不定時法。當時時鐘稱為「自鳴鐘」,每小時報時一次,而日常使用則是在「晝六」時敲六下,在「暮六」時敲六下,否則就很糟糕。如此一來,時針就必需朝夕調整,同時依季節也必需調整,這就相當麻煩。因此就製造出了世界上難得一見的「不定時時鐘」,也就是「和時計」。

2010-07-21, 13:34
如何調節朝夕與季節的針的移動

製作「和時計」首先必需在每個季節確定好「朝六、暮六」。德川時代 的照明為燈籠,不夠明亮,使用的 菜仔油價昂貴,蠟燭則更貴,因此日夜的生活方式必需更改。擊鼓鳴鐘報時,「朝六、暮六」自古以然,然而這個「六」有相當時期卻是憑個人的感覺。

陰天、滿月也要有確定的方法。猶太教 將日沒定為隔日安息日的時候,也需要遵照「安息日規定」進行,這個時刻的確定很重要。大體上就是「可以看見三顆星的時候」,與日本日沒的確定方法相仿。不過到了德川時代,社會變得複雜,人們的行動必需為時間所規制,因此不訂定「朝六、暮六」就不行了。

太陽沒入地平線,因為有光的折射、散亂,因此還相當明亮,這在太陽出來的時候也一樣,這就是「黃昏」與「薄明」。由於生活時間是 不定時法,因此明亮的時候就是白晝。在天文學裡面,太陽在地平線下十八度的時候稱為「薄明」、「黃昏」,在德川時代則是將 七度二十一分四十秒 訂為「朝六、暮六」。

調整時鐘事務的就是「幕府曆局御時計師」。每個 藩 都設有 時計師,從事製造、修理時鐘,也兼任報時。城裡通常有 時鐘房,在這裡按時敲鼓報時。江戶城 這時已經脫離了時鐘時間紊亂的 天德院時代,時鐘與生活關係密切的時代已經到來。

(上圖為日本自創之時鐘 —— 和時計)

「棒天符」為調整時間快慢的裝置,下面左右兩邊各有一個“ 分銅 ”,向外側移動則慢,向內側移動則快。晝夜各應該移動多少則是依季節而不同。晝夜同時刻的時候就不用移動。從原理上來說,與春分、秋分同樣意思。

這些調整很繁雜不便,因此就開發了「二挺棒天符」。現存最古的是安永二年(1773 )的作品。有著兩挺分別為晝用與夜用的棒天符,時計的針指著「黎明 6」、「傍晚 6」,可以自動交替,這就不再需要朝夕調整,而是沒半個月調整一次就可以。這個「和時計」在當時的世界上,應該是很罕見的東西。

(略)為何時刻分為九八七六五四
(略)無圓文字盤與針的日本獨特的「尺時計」

和時計奠定了精密工業的基礎

明治政府 正式採用 太陽曆 與 定時法。將 明治五年(1 8 7 2 )十二月三日,改訂為 明治六年一月一日。和時計 成了不需要的技術,同時美國大量生產的 ボンボン時計,在等於無關稅的狀態下進入了日本。由於日美友好通商條約的關係,日本也沒有關稅自主權。更由於 廢藩置縣 的結果,奉祿才八十石的各藩時計師,紛紛失業,沒有收入。依靠 職人 技術的美術工藝品、和時計,從那個方面看都無法存續。這是不少亞洲國家受到歐美衝擊的悲劇之一。

不過這些職人們,在分解 ボンボン時計 的時候發現,它的構造意外的單純。確實 ボンボン時計 是比 和時計 來得進步,定時法時鐘 的原理,比起 不定時法 的原理簡單很多。他們馬上製造了定時法的「尺時計」,時間指示改為ⅠⅡⅢⅣⅤ ………。

如此一來 和時計 又以 洋式時計 的方式再生了。失業的 藩時計師 設立了公司,開始製造 ボンボン時計。工廠的系統雖然比較差,可是二百數十年累積的技術很強。日清戰爭( 明治二十七 —— 八年﹦1894 —— 1895 )由美國進口的 ボンボン時計 約 ¥ 14 —15 ,日本製則是¥ 4 — 5,約三分之一的價格。日本製的 ボンボン時計,很快的就在亞洲市場取代了美國製。這或許應該就是經濟摩擦的第一號了。

「仿造天才」似乎是明治以降一貫的日本印象。只是世界上並不存在這樣的天才,從那方面來看,日本人也不是天才。那只是外國人不瞭解日本過去的累積而已。有 和時計 的基礎,能夠製造洋式時計是很自然的事。日本人只是站在這個基礎上,學習了應該學習的東西。這也不止是時鐘一項而已。

日本當然並未疏懶於工廠生產方式與西歐新技術的學習。文九二年( 1862 )幕府曆局御用時計師 大野規周 留學 荷蘭 五年,不止時鐘,也學習了航海手錶、測量機械的製造,於 慶應三年(1867 )歸國。由於有著日本和時計技師長的地位,因此的確相當有效率的吸收了必要的技能。

明治維新 以後,他除了擔任 大阪造幣局 的技師,為精密機械產業的發展努力,也在大阪設立了時計製作所,養成了眾多的技術者。當然,如此努力的也不止他一位,就這樣蓄積的傳統技術與新導入的技術與生產方式相結合,奠定了日本精密工業的基礎,而終於稱霸世界。

和時計 的遺產不止如此。德川時代 的時計師不止製造時鐘,也製造各種東西。大藏永常 的「農具便利論」便提到了消防幫浦,他的作者就是 時計師。這類 時計師 一看到 蒸汽機,馬上就瞭解它的構造。在 培里 來日的時候,看到了蒸氣船的日本人,馬上就能製造出同樣的東西,一點也不奇怪。

這些 和時計 不但也製造了各式各樣有實用性的自動機械,也製造各種 からくり(各種機巧、機械的總稱。)。現在有外國雜誌介紹的“奉茶機器人” 。寬政八年(1 7 9 6 ),細川半藏賴直 出版了三冊「機巧圖案」的書,其中第二冊就是 自動人偶,一冊為時鐘的製造法。日本成了製造機器人的大國,什麼奇蹟也不是,這種看法是來自於對歷史的無知。沒有一向的技術蓄積,就沒有今日的日本了吧 ﹗

2010-07-22, 11:43
第 二 十 四 章 江 戶 時 代 的 民 眾 生 活

什麼是江戶時代的庶民基本法

要談庶民的生活是一個相當不容易的主題,即是統稱為“ 江戶時代 ” ,然而 江戶、大阪、各藩 都各不相同。士農工商 不同,豪農 與 作人 也不同,豪商 與 行商人又是不同。不過他的共通性有一樣,就是「法律」。

不過這也不是一律相同。武士有封建法,農工商則是普通法。如前所述,這時的武士不同於鎌倉時代,沒有嚴格意義的繼承權,然而農工商並不如此。另外,“公家” 也不一樣。這裡不談人口佔7 % 的武士及公家,而只談農工商是在何種的法律與社會規範中生活。也就是「德川時代民眾的日常生活」的基本。

家康 所定的諸法度,簡單的說就是基本法。他的基本就是「右大將(賴朝)以後代代公方法式」。以「貞永式目」為基礎,加味了「建武式目」、「戰國家法」。例如「武家諸法度」從體裁面來看,可以說是「貞永式目」與「武田信玄家法」的合體。因此首先要學習的就是「貞永式目」﹔這並不是家康之首創,而是源自足利時代以來的傳統。而擴及到廣大的庶民。

「式目」在整個 德川時代 是屬於長期排行榜。江戶時代 有名的出版社都有出版,可以見得它廣泛浸透的程度。結果在元祿六年(1693 ),就出現了「劇畫式目」。版本很多,具代表性的比如元祿十年(1 6 9 7 )出版的「合類繪抄萬寶御成敗式目」。

這種書簡單的說就是「一家一冊生活百科」。內容有 ﹕楊弓射禮、將棋、圍棋、和禮教養法、獻立料理法、立花、砂物、生花之事、咒咀調法之事、瀟湘八景之詩歌、等等之繡像本,另外「武家之式目」,還有諸士法度、御高禮等。到了天保六年(1 8 3 5 )出現了農家用的世寶農家訓、穀類野菜草花、樹木竹藤、耕作用具、植木草花作樣 ﹔這些都是繡像本。從這些就可以窺見德川時代的人們是以什麼樣的常識在過生活的一斑。

幾歲為成人

幕府出了各種法律,不過就認為被一體遵循,就相當危險。一個不錯的例子如前述的「田地永代賣買禁止」就被 加賀藩 實質上以「切高仕法」所被取代。從 德川時代 所出版的種種文書、啟蒙書、小說等可以看到實質上可稱之為「名存實亡」。因此要探尋 德川時代 一般人的生活,還是以描寫當時人風俗的文學作品更為方便而正確。

德川時代 大體上以十五歲(虛歲)為成人。「所有人從出生至十五歲為幼,二十歲為止為少,三十歲為止為“ 若 ” (年輕)」,「一般未滿十五歲稱幼年為通例」。與現代相同,犯罪處罰比大人輕。不過,幕府的 封建法(限武士)是以十歲為止為幼少,十一歲以上十七歲以下為若年(幼年)。各地方也有差異 ﹔也有「有些地方是以二十二歲未滿,二十歲以下十六歲以下,或十七、八歲,或二十歲結婚為止為幼年」者。

不過大部份的情況是「最早十五歲以上為成年男子」,這時舉行「元服」。不過「元服不是法律要件,僅只是公示社會的儀式」,因此並沒有一到十五歲就必需舉行的義務。

德川時代的結婚一般認為通常是「父母之言」,「雖然男女結婚並無必得父母同意之定規,不過事先徵求同意則是一般的程序」。

離婚時夫歸還妻持參金

德川時代的結婚在某個意義上就是相互契約。「夫婦財產制」從 明治 的 舊民法 的時代就很清楚,妻子 對 丈夫 有關於自己帶過來(持參)的 持參金、土地、諸用具、衣服等,有著明確主張的權力。德川時代 有所謂「闕所」的財產沒收刑罰。如果是丈夫的財產被沒收(闕所),則與屬於妻子名義的東西無關。

問題在於妻子的持參金、持參土地。既然是妻子的(持參),卻被視為丈夫的所有而被沒收,如此一來所有權就似乎被移轉為丈夫所有。可是兩人離婚時,妻子名義的東西固不待言,持參金、持參金土地,也都必需歸還給妻子。

有米糠三合就不要去當養子

不過日本獨特的「入贅」,情況又有點不一樣。帶了錢到無男孩的家當養子,當然就產生了繼承的權利。不過「入贅的贅夫往往僅只繼承養家的姓氏,遺產則還是歸屬於家女的妻子。」

入贅養子 的離婚似乎相當簡單。「入贅養子 在無緣時,只要離開了家,就是離婚的證據。」因此有「有米糠三合就不要去當養子」的俗諺。

一般離婚就沒這麼簡單。必需交出所謂「三行半」的 離緣狀,如此一來以後男婚女嫁就沒有長短腳話了。

妻子,或其 娘家 可以向 丈夫 提出離婚,應允與否則是 丈夫的權利。如果問題出在丈夫這邊,而且拒絕離婚的時候,可以提出訴願,不過似乎古今的日本人似乎都不喜歡將這類問題提上法庭。在當時更由於儒教倫理的關係,一般都認為妻方不應該去提出離婚,因此當時有相當多的婦女是跑進“切緣寺” (緣切り寺)。

如此一來就沒有麻煩的,仍舊維持婚姻狀態,不過有些就沒有小孩。一般這種情形就是收養子,這種養子與長大成人之後為女兒招贅的養子並不一樣。大體上就是過繼幼少年,養家與生家之間,一般以證書授受,需要保證人。少年、少女都一樣。

就少女的情形來說,成人之後的繼承權是有保證的。證書不分男女,都是格式化。證書要點是契約金(敷金)的收與受、有了親生兒也照樣讓養子繼承、外出工作要有一定水準以上、絕對不困擾生家 …… 等等。招贅時也與結婚相同,不行就離婚。此時契約金的處理方式等等,與離婚大同小異。

中國沒有如同日本的養子一般,以契約為基礎的親子關係。韓國在基本上也是沒有,有限定的例外是在血緣之中的被准許。在日本,養子又被稱為「異性養子」,在儒教影響之下的德川時代,反對意見也相當強,只是沒有被普遍接受。

2010-07-25, 10:54
即使隱居 親權不滅

日本有父權與親權,可是沒有如同 大家族制 國家一般的 家長權。在 鎌倉時代 的 總領制,有點被視為 家長權,不過很快就崩壞而消失。另一方面,「親權」卻相當強,有著「勘當」(破門)的懲戒權。這是在重視血緣的 中國與韓國 所沒有的。勘當 是雙親對子女的 懲戒權。當然也有予以取消的 宥免權。

正規的 勘當 需向 町中五人組 報備,載入 勘當帳,之後對其子的一切行為就不必負責任,這稱做 「正勘當」。相對的,趕出了家門卻未辦理手續的就稱做「內證勘當」。此外,由於 隱居 並不喪失親權,因此可以將已經繼承了的子女進行 勘當。如此一來則 繼承 失效,因此不用擔心隱居之後子女不扶養的問題。

隱居、兄弟分家、新婚等等,大多都需要租房子住,這在德川時代稱做「家借」。這個契約,租屋人只要與保證人(請人),共同聯署向屋主提出「請狀」就成立。比較有意味的是,租屋人此時必需提出證明借屋人宗旨的「宗旨請狀,這是保證人的責任」,這或許是禁止基督教之後的遺風吧 ﹖﹗

這是相當形式化的東西,因為並沒有「宗旨人別帳」,辦理一個“對保” 的形跡。房租支付有半季付、月付,其它也有日付,金額則是家家不同。一般並沒有權利金、敷金(契約金)。也有因為某種的原因,而付出敷金的例子。

幕府的 借家法 與現代有點相似。就是只要未欠房租,屋主不得單方要求退出。不過未納房租或其它特別原因,屋主可以請求搬出。修理的責任在屋主。另外未納房租而不搬出,屋主不得違反房客之意,而加以假扣押。

父親年紀大了(以現代來看則還年青 ),隱居。德川時代 與 鎌倉 時代一樣,一般都是 生前繼承。不過這時有保留一些「隱居銀」在手邊的形式。有資產的人就蓋一個隱居所與老妻共度餘生。保留也不限定銀兩,也有保留田地者,也有一切不保留,而由當家者送金。這位菜鳥當家由於監督見識不足,而家政受干涉者例子不少。

這時繼承繼續進行,而財產的營運一切還是在隱居人手中。有勸其多看開,多放手的,也有要其以保重身體為要的。也有乾脆專心走宮廟的,形形色色。

江戶時代已經開始核家族化

這裡「繼承」就有了問題。只佔國民人口數7 % 的武士的 封建法,與農工商的 普通法 並不相同,卻往往為人誤解為規範全國人民。

首先就是「家督繼承」。「我國近世俗云,繼承父親即為家督,此為錯誤。」—— 在德川時代已經有這個說法。另外,中田薰博士 也指出「……,家督只有家產的意義。」

關於 入贅養子,有記載提到,如同家產屬於女兒,贅夫 則僅只繼承 家名 一般,通常也有繼承家產、家名,以及祭祀祖先者。特別是一般市民(町人)的話,繼承家名,保持位牌,也就意味了繼承營業權﹔這是相當重要的。不過無論是那一種,既是繼承了有形無形的資產,也就是所謂的「跡式」繼承,也並不是繼承家督,也就是說沒有家長權。

做為一個當家的家長,繼承了家名與家庭,行使父權,行使夫權,但是對同一屋簷底下的伯叔兄弟姐妹,所謂的「厄介者」(帶來麻煩者),在“法”上面可沒有任何權力可以行使。

「厄介者」本來的定義是「武士家庭當家者的旁系親族,接受當家者扶助者。」當家而沒有家長權的確與同居的叔父、叔母,兄弟姐妹的關係是放著不行,趕出也不行,變得很麻煩。在“法”上面可沒有任何權力可以行使的關係,在道德層面又不是如此,這的確是麻煩。

現今仍舊有「在哥哥處叨擾。」、「不能給人帶來叨擾」這樣的說法。也就是說不能因為當家者在「道德上的職分」,而天真的以為理所當然。當家者確實有「保護厄介者」的「道德職分」,但是因為不是有法的依據,因此「厄介者」自然也沒有任何可以主張的權利。

( 羅賴巴 :  2010-07-26, 13:32
日本的「家」的定義,血緣似乎並非最主要的
反而是你對該家族的認同度會比較重要
亦即重點不在於是否真有血緣,而在於你自認為有這個血緣
而且認同的要求也很嚴格,如養子在戰場上和生父對敵,必須為了目前的主家殺掉生父
所以日本可以很輕易的把「家」的觀念搬進企業,而不至於有什麼問題
應該也是源自於此 )
2010-08-01, 12:16
如果討厭自己的「甘え」(天真、想得美 ﹖﹗)﹔「把我當成麻煩者,散散去 ﹗我自己獨立。」去到江戶,租住付日租的長屋,自成一家之外別無它法。

因此,江戶就成了世界最大的都市。核家族化決不是始於戰後,不承認家長權的德川時代的民法就已經有了如此的指向。雙親因為隱居的核家族、叔伯表親出走後而成的核家族、留存下當家者一家的核家族。然而能否如此辦到者,條件只一個 —— 經濟的條件。

長子繼承的大誤解

「總領(長子)不堪重任,不中父意,父親得予以辭退,指定次男為繼承人,或者辭退親生,另收養子,使繼家督,親生子則破門。出走亦同。」

大體上,為了「家」的存續,根據某種能力主義的勤務評定決定繼承順位。如此一來就無所謂長子繼承了。親權之中包含繼承人指定權,而不是如今的法定繼承。這一點是與鎌倉時代並無不同的自由繼承制。

雖說生前繼承,卻也有驟逝的情形。因此留下「遺言」就成了一種法定義務。因為自由繼承制沒有這個,就無法決定繼承人。因此自然在法律上對無遺言而驟逝的情形也必需有所規定。「貞永式目」就有「未處份後事事項」(未處分の跡の事 ),德川時代的法律則有慶安四年(1 6 5 1 )的「頓死者親人會同後事商議」(町 中跡式定 )。

有不少「為什麼驟死有需要開親族會議 ﹖」的問題。其中最多的就是基於「長子繼承制」的誤解。既然是長子繼承的話,親族會議當然就不需要了。

此種會議當然也有由妻子繼承的情形,特別是孩子還小尚無法繼承家業的時候。那,獨身驟逝怎麼辦 ﹖

「被繼承人無妻時,由親族協議,由親族中選定繼承人。親族選定之範圍及順位無一定規制。不過由於重血統,因此如果死者有弟弟,則選定弟弟為一般的順序。不過弟弟並不當然有繼承兄長家督之權利。我國固有法僅限直系繼承,不承認旁系親族之繼承權。」

將以上兩點結合一起則有了,妻子繼承,亡夫之弟“入夫” ,收亡夫之子為養子的形式。這如何看都不屬於儒教圈,當然也不會是武士。

無遺言而驟逝,也無繼承人,則由“ 家主町中五人組 ” 處分財產並予以保管,找出並交予任何遠緣的親人。

以上記載了德川時代有關於成年、結婚、夫婦財產制、借家、離婚、入贅子、親權、入夫、遺言、繼承、隱居等。前面提過,這是德川時代的前半期末至後半期。以京都、大阪為中心,以至一部份的江戶地區。並非全日本皆如此。不過大體上在任何地方都是以「貞永式目」的精神為基本。這就是德川時代,在普通法之下,一般人生活形態的骨架。

第 二 十 五 章 江 戶 時 代 的 思 想

日本獨特的「町人學者」之出現

在西歐,僧侶與一部份的宮廷貴族獨佔了學問,在東亞則是由士大夫擔任。﹑不過在沒有士大夫存在的日本則不是如此。將學問交由以僧侶以及公家為名的「一部份的宮廷貴族」掌握,這一點日本與西歐倒是蠻接近。這一點從德川時代就沒有什麼改變,如今被稱為儒者的林羅山的身份就是僧侶。這個時代,日本還沒有儒者的概念。「不是僧侶的儒官」的出現是在羅山的孫子,信篤的時候。

到了幕府體制的「平和時代」到來的同時,很多人都將目標轉向了學問。這應該是家康的喜歡學問起了獎勵的作用。如果說戰國時代是武力的時代,從此開始就是學問的時代了。學問就不只是「僧侶與公家」獨佔,而擴及到武士、農民、町人,成了 「民間學者」活躍的時代 。

獨特而活躍的農民學者、町人學者、浪人學者很多。明治之前與之後帶來大影響的有 ﹕淺見絧齋、鈴木正三、石田梅岩、山片蟠桃、鎌田柳泓、海保青陵、本多利明。

幕府統治的正當性如何理論化

淺見絧齋 於承慶元年(1 6 5 2 ),出生於近江的富豪之家,三兄弟中排行老二。從他弟弟是個米穀商的情形來看,應該是半農、半商。時代已經從 關ヶ原 一戰經過了半世紀多,離 大阪之陣三十八年,島原之亂 後的第十五年,是幕藩體制大體確立的時代。

絧齋 與他的哥哥似乎都是“秀才”(非科舉名詞,表會讀書。)有趣的是他們的父親。他讓末弟從事米穀業,比較秀才的上面二人打算讓他們成為日本第一的學者,對努力與費用毫不嗇惜。兩兄弟一開始都是習醫,哥哥的道哲也就成了醫師,而絧齋卻無法滿足於當醫師,而改了其它方向。

他有著某種問題意識要進行研究,至於要研究什麼,如何研究則沒有頭緒。為此遍歷了當時有名的學者,卻那一個都無法讓他滿意,直到碰見了山崎闇齋才心服而成為他的弟子,重新學習朱子學。為父的為了道哲與絧齋幾乎是散盡家產。如此的例子,在明治時代也有,為了讓孩子去東京遊學而賣掉田產的例子絕對不少。

絧齋 可以說是在 闇齋 處開了眼。兩人的學說當然不盡相同。闇齋 首先將「正統性」(l e g i t i m a c y)的概念帶入日本,「政治」成了「學問」這一點很重要。嚴密的說,當時的日本有「政治」,可是沒有「政治學」。

或許是律令「導入無政治學的體制」的影響吧。在賴朝成為「日本國六十余州總追捕使」的時候,也就是 伊達千廣 所謂的「名之代」開始的時候,政權實質上委讓與了武家,泰時 自行公佈了「關東御成敗式目」。

要說到底,是基於何種正統性執政的話,什麼也沒有,連「正統性」的意識也沒有。也就是說「政治是實務」,與哲學、神學無關。

與現代對比起來就是,在奉「民主主義」為正統的世界,由公正選舉所成立的政府,具有正統性。而以武力政變取得政權,即使施行著有效的統治,其正統性也不被承認。在沒有與「統治哲學」、「統治神學」的世界,這樣的想法當然不可能。

到了戰國時代更不可能有去思考這些的餘裕。原則很單純 ﹔取得天下就是「天下人」秀吉的私人信函署名「てんか」,當然「天下」不是職位名稱,說「軍事政權」也有語病,不過至少可以說是「武力政權」。

以武力取得天下,是否就有了正統性呢 ﹖這對「武力政權」來說倒是挺麻煩的問題。取天下的時候可以這麼說,一旦取得了天下就必需否定這種說法,否則政權的永續性就不被保證,而等於承認了諸侯有權以武力推翻德川幕府。到底,家康心裡也知道 黑田如水、伊達正宗 都秘密的在要取而代之。

德川家也是「同輩中之第一人」的一介諸侯而已。幕府是德川藩的政府,還是日本國的政府並不清楚。幕藩體制就算是「戰國時代的終結」,但也不是一個一掃戰國體制的新體制。如果要主張什麼正統性的話,也應該由天皇向將軍下詔書,也就是 ﹕「天皇向將軍下詔書顯示幕府之統治權,因之,反抗即為叛亂。」缺少這句話,要做為「同輩中之第一人」的權威就無法維持。這就意味著天皇對幕府自身的絕對性。而引用朱子學以維持社會秩序,這就是林羅山等御用學者的任務。

這一點,幕府也站在奇妙的歧路上。上面的看法就迴避了這個 dilemma 。以朱子學觀點來強力主張天皇正統性的就是 絧齋 的老師 —— 闇齋。幕府對這個毋寧是歡迎的。他同時也是 秀忠 庶子 老保科正之 的老師。朱子學論證了天皇的絕對性,由天皇下詔任命的幕府將軍當然也有了絕對性。這一點,幕府導入了朱子學,也就成了幕府的「御用哲學」了。

林羅山 是否有意識的推行 ﹖﹗不過這與批判 林羅山 為腐儒的 闇齋,在保證幕府統治權的這一點,基本上沒有不同。然而,就只要有那麼一點點的差距,對幕府政權來說就有可能成了危險思想。

就某個點為止,對幕府是有利的,然而再進一步就會有這樣的看法 ——「如果天皇是正統的君主,則從歷史角度來看,幕府 擁有統治權就很奇怪了。」

2010-08-05, 13:36
不承認幕府體制的朱子學者‧淺見絧齋

脫離了戰亂,日子承平日久,人們就會想到回思過去,於是除了 林羅山 傚法 資治通鑒著作了「本朝通鑒」之外,也出了很多歷史書籍,一時蔚為風潮。如此,至少自 承久之亂 以降,認為 幕府 就是以武力從朝廷篡奪政權的看法就跑了出來。生出了 幕府 到底是不是合法政權的疑問。

然而現實統治著日本的是 幕府,而不是 天皇家。如此的歷史已經有五百年經過,有 國學者 甚至稱幕府為「江戶的朝廷」。如此看法進一步進行,則有演變為 天皇無用論,或起碼 無視論 的可能。如此的看法倒也不一定對幕府就有利。因為如此一來有欲取而代之者出現,當然就必須承認對手為「天下人」。這就是幕府的dilemma。

幕府接受 闇齋 的 天皇正統論,並以之為幕府客卿的老師,從以上各點來看沒有什麼不可思議。卻也暗含危險。

絧齋 則進一步,不承認 幕藩體制。認為 幕府、藩,都是應該予以排除的非法存在。這種看法在 德川時代 應該是 日本的第一人。

他將 朱子 的「正統三原則」嚴密的比對日本來觀察。也就是 ﹕「1、夷狄 2、賊寇 3、篡臣,為非正統。他認為,這些支配者無論他的統治時間多長,支配權及不及於全國,以至支配技巧如何,不是正統就不是正統。這就如同我們現在不認同軍事政權一般。可是如此的主張不能在幕府統治之下公然說出。

正統既然要絕對化,於是他選出了八名絕不服仕於非正統統治者的中國人八名,作出評傳「靖獻遺言」公然出刊。以記載中國人評傳的體裁,直接否定了 幕藩體制。

如此的體裁不止是為了迴避幕府的彈壓,也說出了要絕對化 朱子學 的話,就應該遵照這八人的行儀。這對幕府而言就有些困擾,因為幕府既然以 朱子學 為 官學,就無法正面的加以否定。

絧齋 不但提倡「朱子絕對論」,而且將這種規範做為自己的絕對規範,也不承認不將之付諸行動者為 朱子學者。

怪的是在 天皇 底下的統治權行使應該有什麼樣的政府組織構成,絧齋 一切未曾提到。如果以中國為模範的話,應該就要實施以聖人之教為考題的科舉,由熟悉聖人之教的官僚,也就是 士大夫 來構成,可是他沒有這些想法。

走上 明治維新 之路,這本書應該是開路先鋒,在他的想法裡面,只要 天皇 的正統性絕對化,在其下的政治體制如何構成可以完全自由。也可能是,歐洲體制好的話,就由歐洲照搬過來。當然,絧齋 是沒有這些想法。從各個方面西歐值得攝取的就攝取過來的想法是在更加後代的事情了。

西歐諸國 在脫離封建之後成了 絕對的王制,之後再脫離王制移行至近代的 民主主義體制。日本的經過和這個有點像。而踏出第一步的這個點,淺見絧齋 是令人無法忘懷的思想家。

從中國絕對化的明確脫離

絧齋 意味深長的另一點是,明確的持有近代對等獨立國家的想法。遠離中國本土的島國日本,可以說在潛在上就有著中國與日本為各別獨立國家的思維。

不過中國並沒有這種想法。中國皇帝治天下,也就是說不只治理一個中國而已。是「應天承命的天子」。因此「與中國對等的的國家」是不存在的。即使看起來似乎是獨立國家,其國王也必需由中國皇帝冊封,並朝貢,然後她的正統性才得以得到保證。這在被強加為理所當然的東亞,與西歐的外交關係對照起來是不可能的。

在這樣的世界裡頭,也就興起了「我國比中國還中國」的

想法。前陣子有韓國學者說 ﹕「真正的儒教之國是韓國,而不是中國。」這在某種意味上來說倒也是事實,韓國是有「比中國還中國的一面」,韓國在「小中華」這一點的堅持之上是不容否定的。這種想法在日本倒也不是沒有。清滅明 之後就有了「中國已成了夷狄韃觛之國」的說法,山鹿素行 等在「中朝論」之中也主張到「日本才是中國」。絧齋 一時也曾有類似的想法,只是之後自己又否定掉了。他將之分別稱為「我國」、「外國」,「ガィジン、Gaizin 」這種說法可以說就是由他而來吧。現在固然是理所當然,不過在 東亞 如此刀切菜頭說出(言ぃ切る)的,他應該是首創者。

2010-08-10, 11:05
絧齋為何完全拒絕了諸侯的招聘

出現絧齋這種思想家的社會背景,是由於長期粗暴的下剋上的上昇社會的終了。世間的確是平和了,更沒有人不歡迎,同時社會的士農工商各安其份,似乎可以看出從農民成為太閣的秀吉之夢已經消失。

如此一來,有野心的人就變得抑鬱難伸。絧齋之父散盡家財投資絧齋及其兄的教育,當然也是想到從此之後的昇進,也就只有學問一途,可是在沒有科舉的日本,這些學問並沒有辦法直接成為下剋上的上昇手段。簡單的說,學經書可不必然如同宋真宗的詩一般,就有香車美人會從書中跳了出來。

絧齋不但拒絕了來自眾多的諸侯的高祿招聘,他的弟子三宅觀瀾應水戶招聘為「大日本史」的編篡要員也立即被破門。無論有任何理由,就是不應該服仕於無正統性的權力。絧齋很窮,但是絕對不扭曲自己的信念,也相信他的著作與人生觀必定影響至後代。

(略)從「絕命辭」看對正統王朝的堅持

思想牽動人心時代的到來

時代變了。絧齋,一個毫無社會地位的一介民間學者,論述國家之應當如何,擁有六千名門人弟子,其影響力之巨大不但風靡當世,更牽動後代的時代已經來了。他的學派因為是在 山崎闇齋 門下,因此被稱為「崎門學」。

影響絧齋的當然不止他而已。町人學者的伊藤仁齋 (1 6 2 7 — 1 7 0 5 )也是有著極大影響的人。絧齋絕對化了朱子,而仁齋則相反的,否定朱子,認為只能以孔子、孟子的說法為解釋。儒教的原點就是「回歸孔子」,這稱做「古義學」。更加加以發揮的則是荻生徂徠的「古文辭學」,他做學問的態度對國學也有很多的影響。不同於戰國時代的武力,思想牽動人心的時代到來了。

這些牽動人心的思想與宗教以素朴的形式,給了日本人以強烈的印象的有 一向宗 與 基督教。同時幕藩體制這個「下剋上的能量」一旦被封殺,無處可去的鬱積世界,做為人的上進心應該何去何從當然為人們探求。這還是一個社會問題,持續的平和無法以武力彈壓。繼續壓制則不無一向宗再現的可能,另一方面覺得戰國的混亂已經夠了,這個氣氛一直持續到德川末期。

人人將這當成自己的問題,覺得以任何形式都好,必需在思想上找到解決的方法。這就是絧齋的父親以「從此為學問的時代」的思考,來轉換能量的方向,但並不是人人都得以如此。

提倡「佛法即世法」的 鈴木正三

鈴木正三 可以說提供相當後世的日本人以強大影響的思想。他原來為武士,於四十二歲時出家,著作了反基督教的「破吉利支丹」。著作的目的是為了向基督教化了的島原人,再度宣揚佛教。認為人應該為何而活,一向宗式或基督教式的宗教能量應該走向何方尋求昇華。也就是宗教應該給萬人帶來什麼樣的宗教救濟,這就是他的問題意識。

他將社會的混亂歸罪於「心病」,基本上就是禪宗,深具興味的是「佛法即世法」的論說,向前推演的話,就失去了僧與俗的區別。照通常想法來說,為了解脫煩惱,就應該自絕於世俗社會,出家為僧,而一心修禪。

既然「佛法即世法」,則是否通過「世間法」人們就能脫離煩惱得到自由 ﹖他認為將「世間法」做為佛法,將在世間的生活法做為修行手段,則任何人都得以得到自由。

神學家 テリッヒ 認為「自由的概念」就意味著最危險。此種由俗界超脫的心境自由,極端的說即使關在牢中也可能自由,這就成了現狀肯定是完全可行的。正三所謂的自由正是到達「了悟的境地」,心理達到自由的境地,就成了照原樣順應體制。

如此一來,與 闇齋 的朱子學相同,正三的思想可以是「偏體制的思想」,也是「御用哲學」,既然是「御用哲學」,,與 闇齋 相同的,對幕府來說正包含了危險的要素。

‧農業、日課均為佛行
‧正三如何思考商人利潤

正三 所說的求得自由是有什麼具體的方法 ﹖從原則上來說很簡單,就是每日業務的修行。更簡單的說就是「勞動 ﹦為了成佛的修行」。他的基本思想就在「四民日用」所示,讓所有人修行,自貪瞋痴三病解脫,以產生佛性之方法論。所謂「四民」就是士農工商,只要各人遂行各人的社會任務就可以。

德川時代受到儒教的影響,同時也因為農本主義的關係,不止歧視商人,甚至有商人無用論。不過正三可不輕視商人,反而重視之。他認為行商也是修行的手段不過為了脫離貪瞋痴,貪欲的營利追求則不允許。

這種想法因為屬於「體制方的思想」,因此對幕藩體制來說相當歡迎。每個人都將工作視為修行,專心一志的話,也就不會有一向一揆的興起,不會有奇奇怪怪的野心產生。

武士將自己的任務視為佛行,專心一意的執行任務,不會產生利潤,而純粹的就成了宗教的修行,然而農工商遵循正三的教導的話,結果是蓄積了財富,甚至發展成了富農、富商。而這些富農、富商一意的修行,不去思考所得的財富,而祈願成佛,資本就是繼續的累積。然而武士就沒有辦法。

如此態勢繼續進行的結果士農工商的經濟順位就產生了逆轉,而成了商工農士。在幕末的時代,事實就是如此,如此一來幕藩制度就無法維持,而幕藩制度才剛剛起步,因此應該也不是正三做了預測,而即使是預測,這個態勢的進行速度也超過了他的預測。

2010-08-13, 17:34
石田 梅岩 的「石田心學」之起始

對「石田心學」有著強烈共感,接受並繼承了的是 町人。他思想的表現基本上可以說是儒教的。不過由於是典型的「斷章取義」,因此說「引用儒教,建構自身思想」比較適當。

他的著作不多,不過有著龐大的「石田先生語錄」。對 正三 來說,勞動就是為了成佛的修行,而 梅岩 就沒有這種佛教的想法,他基本的想法是 朱子 的「天理即本然之性」。

正三 認為 佛即宇宙的基本,同時,人也具有佛性,通了佛性也就是成佛。而 梅岩 認為順著「本性」,即「本然之性」就是成就了天理的生命方式。天理是善,因此人的本性也是善。

何謂「如本性而生」﹖順天理,也就是順宇宙的秩序而生。生物都有“形”,其生存方式依“形”已然天定。簡單的說,是馬,就照他的馬形奔走草原“食草”就是他的本性,依循其本性就是依循天理。

正三 與 梅岩 所建構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精神

正三 與 梅岩 的結論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同。人,因勞動而得食只要一意勞動就得天理,進入安心立命的狀態。因為是遵循自然秩序,也同時就是社會秩序,也就是「禮」。

人,只需要為生活的必要而支出,而最厭惡的是「名聞、利欲、色欲」,以及因之而來的虛榮心。

梅岩 認為所有借貸必需很清楚才是正直的根本。也就是主張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直」。他眾多的子弟之後在京都、大阪、江戶等地設立「心學學舍」教育民眾,更在各地方發展,商人、商業的農民追隨者眾。他另一方面又是幕府的御用思想家。不過順守著他的思想,富農、富商繼續資本累積,終而導至 幕藩體制 的崩壞。從這一點來說,是很危險的御用思想家。

正三 , 梅岩的思想,帶給日本人的影響很大。之後成了如同日本人的常識,成了日本資本主義的基礎。

李退溪 與日本朱子學者的共通點與相違點

最後來談談 李退溪 對以上思想家的影響。氣,有陰陽,“理” 在其中起著作用,這要說是 朱子 的想法,不如說是 李退溪 的想法。

他的「修己治人」對 闇齋、絧齋,甚至 梅岩 都起了作用。李退溪 的「修己治人」嚴於自我省察並自我批判的態度,也可見之於 絧齋與梅岩。

然而 李退溪 與日本的朱子學者有著全然不同的一面。絧齋 經常的在思考著政治體制的問題,李退溪 卻並不如此。也就是說,韓國已經有了儒教式的「小中華體制」。退溪 的想法是每個個人集約於各人內在的規範,卻不會去想到自己以外的體制應該如何去變革。李退溪 純然是一個「修己治人」的聖者。

比較日、韓兩國的文化,從上面這些地方來看會產生種種有趣的問題,不過非關本書主旨,且按下不表。

第 二 十 六 章 現 代 日 本 人 的 原 型

創造出「言論自由」的獨創思想家群

如果說 德川時代 的日本有言論自由並不正確。第一、當時並沒有 言論自由 概念,說沒有統制也不盡然。不過與西歐相比,有一種令人覺得奇妙的言論放任也是事實。這對以 町人 為主的一般庶民來說特別是如此。其原因之一是因為「町人 胡說些什麼,就是脖子上一刀。」所顯示的「武力政權」幕府對「町人及其言論的無視與輕視。」

另一項是無絕對宗教權威存在的三教並存。例如 水戶 的學者痛罵佛教與 聖德太子,國學者批評佛教與儒教,而另一方又如何反論,只要不發展到騷擾的程度,幕府一切不管,也無法管。既沒有教皇,也沒有異端審問所。幕府是在三教並存中,去除了意識形態的實務政府,即使禁止了 基督教,卻沒有禁止 南蠻學。本多利明 給與基督教與基督教社會很高的評價,這也沒有問題。

有這些奇妙的言論自由,出了濟濟多士的思想家並非不可思議。

不世出天才‧富永仲基

享保十一年(1726 )幕府在大阪許可了私立學校 懷德堂。富有的町人出資教育自己的子弟或家人,這是好事情。由於得到官方許可,因此可以稱做「官立」,幕府應該是以思想上在他的統制之下為前提條件,而 町人 也自無異議。因為幕府官學的前提就是教 朱子學。不過由町人設立、營運,自然就會跑出「町人合理性」的問題。也就是,與町人氣息不相符的東西會漸漸被排除。

這個學校由“有力” 的五人為中心設立。校舍建在其中一人,醬油製造業者 道明寺屋 的所有地。這 道明寺屋 的三男就是不世出的天才‧富永仲基(1 7 1 5 —— 1 7 4 6 )。

在談這個僅只三十二歲就去世的天才之前,先來談談後述的 山片蟠桃 也就學過的 懷德堂 的學風。同樣是 町人學校,石田,梅岩 等的 心學學舍 與 懷德堂 並不相同。石門心學 在今天來看,如果說是以汲汲營營,專志小心於經營的中小企業為對象,那 懷德堂 就是由具有代表性的大企業為中心,他們在安定的狀態下,如果說要關心家業的發展,不如說對滿足“知” 的好奇心更有興趣。

町人 固然是以家業為第一,不過從“學習” 來看,也沒有辦法相修行僧一般,因此它的學風當然就相當自由。

其次,做為學生的町人們都具有「町人合理性」,因此從開始就無法接受不合理。幕府 雖然做行政指導,然而現實並不可行。有各式各樣的人來講義,說不好聽一點就叫做雜學,入耳一點也可以說是自由闊達。同時學生們也不會認為先生就是絕對,對各種講課在內心也有著嚴格的批判。當然也沒有發各種證照。富永仲基 的思想就是在這樣初期如同星雲般的學風之中生了出來。

2010-08-15, 10:42
關鍵字的「加上」是什麼

富永仲基 的代表作是「出定後語」與「翁 の 文」。在「出定後語」中他提到「攷察佛教起源的前後,其說約九十六種,都視“天” 為理想世界。『因之,修行則轉生天界』」另外 ——「空處、色界、欲界、六天,均由彼此順次“加上” 而來。內容漠然,信否不知。」

「加上」意思一如上述,「加於前說之上」、「權威之上再加絕對權威」。被奉為權威的經典,以「加上」法加以分析,在現代並不稀奇。在西歐基督教世界是進入二十世紀,到戰後才被認可。而來自基本教義派的反彈還是很強。

給予 仲基 高評價的 本居宣長

富永仲基 所處1 7 0 0年代的前半,世界上去到那裡都無法在經典上面按上“加上” 兩個字。從這一點來看 仲基 確實是天才,而能夠予以容忍的日本這個社會也很獨特。其背後的原因就是三教並存。而首先給予評價的就是 本居宣長。

佛教這一邊當然也相當反彈。「醬油店的三男說經典不是佛陀說的話,這是什麼一回事 ﹖﹗」,人們生氣,因為如此一來,「如是我聞」就不再是事實了。

宣長 的說法相當平穩,然而以其弟子自居的 平田篤胤 就認為這本書有否定佛教的意味。這樣說是稍微過頭,因為 仲基 並沒有說「由於是加上,所以是偽書」。這麼一說的話,儒書、神書 就通通成了偽書了。因為 仲基 在「翁 の 文」裡面就表示了儒教與佛教一樣適用「加上」。

將他的方法以聖書學的文本批判,到編集史的把握為方向進行看待的話,就是不將對象視為信仰的絕對規範,而是離開一步,將之視為分析對象。

比聖經更為龐大複雜的佛經,他又如何進行把握呢 ﹖水田紀久氏 有這樣的看法 ﹕

「仲基 將決定思想形成年代的先後次序之關鍵點,從彼此壓倒凌駕的立論心理必然性,看出內容記述的繁簡、懷古作為的強弱、排他色彩的濃淡。相當富於蓋然性的頭緒,一見似乎平凡,其實著眼相當不凡。在究竟了思想記述的倒述性之後,再沿著時間序列解明形成過程。思考介於其中的諸問題,虛心整序並改善內容的歷史展開的樣相,完全相通於文獻批判的方法,確立了基礎的思想史研究法。」可以說 仲基 的方法與近代的方法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

具獨創性與現代性的天才思想

仲基 在上述“加上” 的原則下,規制了言語思想形成的三個條件 ﹕

「言有三物」——

一、人(部派性)
二、世(時代性)
三、類(用法的多樣性)

仲基 提到「般若(心經 ﹖)無佛性之語,阿含 無 陀羅 之名。」現在則有更容易瞭解的例 ﹕

一、人(部派性)—— 基督教無成佛之語。
二、世(時代性)—— 德川時代無社會主義之語。
三、類(用法的多樣性)—— 神非神。

這「言有三物」就分別的規制著言語思想。

如此思考下來,所謂「人類永遠的普遍的思想」云云,就只是“講古”而已。從 仲基 來看,相信這些“ 講古 ” 而流了大量血液的二十世紀,或許應該視為愚蠢的退步。

再來這一點相當明快 ﹔「言裡有類」。共分五類,稍微不易瞭解。有各種解釋,無法全部介紹。
水田紀久氏 的解釋如下 ﹕

一 、張(擴張、抽象、譬喻的用法。)
二、 泛(未發、一般、普遍的用法。)
三、 磯(激發、深化、徹底的用法。)
四、 反(反意、逆用、對義的用法。)
五、 轉(推論、演繹、變革的用法。)

現代各式各樣的語言,比如 ﹕「和平」、「人民」﹔這些字眼在那些國家,如何被使用,如果能予以分類就非常有趣。仲基 對這一點的說明沒有「三物」那麼明確。或許是死期迫近,無暇說明吧 ﹗

他並不認為上述「加上」與「言之三物五類」,是規定言語思想的普遍原理。「言裡有物。道自有道。國有俗,道、則相異。」由於有「民俗文化」,因此規定「加上」的傾向就不相同。也就是將以上的原則,導入了「文化的型」。這可以稱得上是文化人類學的想法。

在「翁 の 文」,仲基 如此說到「佛道的癖性(くせ )是幻術,儒道的癖性是文辭,神道的癖性是以神秘、秘法、傳授 隱藏普通事物。就是說有1、神秘的傾向。2、修飾的傾向。3、秘傳的傾向。都是一些沒有價值的東西。」

仲基 的方法論的確是具有獨創性與現代性。西歐有與這「語之三物」相類似的想法,就是分析舊約聖經的「摩西五戒」的結果,「摩西五戒」並不是摩西著作,而是由「加上」而來。這是進入二十世紀才有的論證。

不過對說出「佛為天竺之道,儒為漢之道,日本無道 ﹔神為日本之道,則因時而異,今世則無道。」的仲基來說,應該有個什麼樣的規範呢。他當然不是毫無規範。「行所當行,以今日之業為本,誠意,正心,惜君,教子,從夫 ………。」—— 做到這些就可以,因為「這些是天地自然之理,不待儒教而行。」

這要說是「否定三教」,不如說是「他對三教的加上」。簡單的說就是「世俗倫理」,同時也是「情況倫理」。 J.F. Fletcher 的「情況倫理」出版於1 9 6 6年。西歐基督教世界是有著優秀固定倫理的國家,經常「原理原則」不離口,將之做為人類普遍的原則。讓富永仲基來說,這應該就是歐美基督教世界的“癖性” 吧。兩人的的思想並不一樣。只不過 J.F. Fletcher 在他著述的開頭引用 懷海德 「單純的使用『對,或,錯』的想法是理解進步最大的障礙。」這一句不免令人想到 仲基。現代日本人從根本否定 仲基 思想的恐怕沒有。當然,如果陷入「意識形態的偽善」就另當別論了。

見到說「沒有宗教 ﹗」的勤勉的日本人就讓我想到 仲基。可惜就是太早過世了。導入了「加上」概念的他,是否想到自己的思想也是對過去思想的蓄積的「加上」﹖而且是否想過,將來也當然會有新的加上在他的思想之上 ﹖

是什麼樣的思想體系產生他這樣的思想 ﹖這不能簡單的以三教並存的結果做答案。這有各式各樣的研究,這裡篇幅不足,可以說的是,說日本人無獨創性,我就常舉 富永仲基 做例子。

2010-08-17, 08:53
本業為升屋總管的異色學者‧山片蟠桃

山片蟠桃 生於 寬延元年(1 7 4 8 ),仲基 過世後兩年。離 梅岩 的生年(1 6 8 5 )已經六十三年;社會,以及身在其中的町人的位置已經相當不同。懷德堂 自官許設立也已經過了二十二個年頭,蟠桃 入學的時候,已經過了初期的星雲狀態的雜學,內容充實確立了一種學風,學則也已經改正。

以町人為主體的 懷德堂 在設立的時候有一 條 ﹕「 一、武家方可為上座。」也就是武士為上座,町人為下座。這時也改正為「 一、書生之交不分貴賤貧富,可為同輩。但仍應有大人小孩之別,座席以新舊長幼學術深淺以做推讓。」不再認可武士特權與貴賤貧富之差別。這就顯示了町人的自信與其社會地位的提昇。另外一個大的變化是承認 詩集 與 醫書 做為講義。

這些變化也顯現在 仲基 與 蟠桃 的差異。這麼說是因為 仲基 對 西歐 完全無知,在他的想法裡完全看不到 西歐 的影響,而 蟠桃 則處處顯示了有 哥別尼 與 牛頓 的影響。醫書 做為講義,當然是因為蘭方醫學與蘭學的進入。朱子學 與 蘭學 都有講授,正符合了基於實學為主體的町人合理主義。呈現了較初期來得廣範圍,較高水準的總和性學風。

仲基 是擁有銷售網及至江戶的醬油廠 – 道明寺屋 的三男,也就是頭家之子,而 蟠桃 則只是一個 升屋 的總管。可是他再興了一家即將破產的米商兼錢莊的 升屋,成了全國數十藩的大名債主,也重建了 仙台藩 與 岡藩 的財政,用今天的說法就是「受僱總經理」( 僱われ社長 )。

當時很多 藩 陷入財政困難,如同現在經營發生問題的企業由銀行介入管理,當時由大町人管理的 藩 也很多。升屋因為是大町人,為 懷德堂 的有力會員,蟠桃 應該就是由這個關係而入學。

蟠桃 不是他的本名。這個名字的意思有種種解釋,發音與「番頭」相同是一個很自然的看法吧。他的本名是 長谷川久兵衛,山片 是主人的姓,由於再建 升屋 有功,因此“ 視同家人” 對待。雖然很有經營能力,不過也就還是一個「番頭」,他大量閱讀的書籍,都是 升屋 所購置。可以說由於 升屋 對學問不惜費用,因而造就了他的功績。而他自己對學問也是做為一種興趣,而不是當成本業。這一點可以說反而給了他一個遠為自由的視點。

明治的日本人無抵抗接受進化論的原因

蟠桃 在 懷德堂 時的主任教授為 中井竹山、履軒兄弟,可以稱得上是 朱子學者。排斥 山崎闇齋、淺見絧齋 一派的 崎門學,也排斥 林羅山 系統的 官學。從嚴謹的文本批判這一點來看,受 荻生徂徠 的古學影響較大,而弟弟的 履軒 受古學影響的傾向更大。

靠著這兩位兄弟,杵築藩士 – 綾部絧齋 的第四子 麻田剛立 脫了藩。他是一名醫師,也是天文學者,不因藩中俗事而受干擾,專心於學問,所以也是一名客座教授。履軒 在「越俎弄筆」的著作中有提到 麻田剛立 的解剖情況,在他自己的「顯微鏡記」也留下了自己顯微鏡觀察的記錄。從這一點來看,履軒 自己對蘭學就相當有興趣。

剛立 有「天文學狂」的一面 ﹔自己製作天體觀測機械,觀察日蝕月蝕,也做預測。他的弟子主持「寬政改曆」,也出了孫弟子 伊能忠敬,更是值得特加一筆。蟠桃 就是向如此這般的人們學習。「以學問做娛樂」的他沒有什麼著作,這裡稍微介紹他生涯學習的集約「夢 の 代」﹕

「夢 の 代」由 天文第一、地理第二、神代第三、歷代第四、制度第五、經濟第六、經論第七、雜書第八、異端第九、無鬼上第十、無鬼下第十一、雜論第十二等 十二篇 構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天文第一 的 地動說 與 無鬼上下 出來的「無神論」,或者「無靈魂論」。鎌田柳泓 就有( 1758 — 1821 )無神論 乃至 進化論 一般的想法。他與 蟠桃 是同時代的人,不過與 懷德堂 沒有關係,屬於 石門心學 系統,蟠桃 的想法與這個近似。將 儒教式自然主義 推演下去,就差不多是相同的思考。如此看來,蟠桃 要有一些 進化論式 的想法倒也不是不可思議。

這兩人的想法當然與 達爾文 的「物種之起源」沒有關係。因為「夢 の 代」完成於一八○二年,而「物種之起源」則是一八五九年。達爾文 不是無神論者,蟠桃 與 柳泓 則可以說是 無神論者。

「無神論」差不多也就是「無靈魂論」吧。如此一來「神社祀靈」、「祈願死者冥福」就變得毫無意義,因此,當然就成了日本式的無神論。 

柳泓 想法的背後有 梅岩 的「形態直指本心」的影子吧。這些想法簡單的說就是來自「朱子學」,蟠桃 與 柳泓 有著相同的想法,他的基本也就不外乎來自朱子學。

蟠桃 與 柳泓 倒不一定是互為影響。兩人有著相同的想法,就因為其源頭同樣是 朱子學。朱子學 絕對不是科學。不過同樣抱持這種想法而毫無相關連的兩個人從事著同樣的事情,到了 明治時代 西歐的「進化論」一進來,日本人 就很當然而毫無抵抗感的予以接受,應該可以說是因為事先已經有了這樣的背景。

有這麼一說 ﹔歐洲 來的教師講授 進化論 的課,對學生們接受得如此當然而毫不驚嚇,反而感受到衝擊。在日本,進化論 毋寧才是主流,可以說並沒有「神的創造」這一類的思想。

蟠桃 對祭祀祖先的想法

這麼說來,祭祀祖先 的行為到底怎麼辦 ﹖人間「無鬼 ﹦無靈魂」,死後回歸到「氣﹙瓦斯狀物質﹚」的話,祭祀祖先 就沒有什麼意義。可是 孔子 對這些祭祀相當嚴肅。

孔子 入 太廟 正意誠心不可否認。魯 為一國,太廟 就相當於日本的 伊勢神宮。那麼 蟠桃 自稱儒者,他是不是就否定 孔子 ﹖對他而言, 祭祀 是個 祭祀者 的「宗教心理學問題」,鬼神並不實存。他解讀 孔子 的祭神「如在」也有著相同的意味。總之他的態度就是「深體祖先之心志,用己決斷,無鬼而祭之“ 如在 ” 。」“ 如在 ” 也就自認了「無宗教」,這可以說是 現代日本人 的基本心理。“ 如在 ” 也就可以了。而 柳泓 也採取著相同的態度。(大幅古文演意從略)

知曉 地動說 與 萬有引力 的 山片蟠桃

如以上所說,蟠桃的進化論、無神論是他來自朱子學所得的結論,而沒有西歐的影響。另一方面他的地動說是承襲自麻田剛立的系統,有著西歐天文學的影響。

他只相信實地調查。大體上,自從賀茂在昌由於天文學而改宗基督教以來,在日本 ﹔至少是有識之士,並不相信佛教與儒教的宇宙論。蟠桃也可以說是屬於這個系統。

蟠桃對西歐學問的吸收毫不躊躇。道德性質的問題就純然是日本式,儒學式的。這就不免令人連想起明治的「和魂洋才」說。

對西歐的關心不僅只於天文學、醫學,其它方面就似乎有點奇妙,某個方面他就相當保守。做為大町人錢莊的總管,維持幕府體制與一種農本主義的想法,對他來說相當理所當然。維持現有體制,必要的學問則從西歐引進即可。神道只是信仰的對象的事實之外,其它則不予承認。

仲基 蟠桃 的思考系譜

蟠桃 肯定來自 朱子論 的想法,也就是「天理即本然之性」, 這一點與其他的 朱子學者 並無不同。不過他所說的「天理」就全然是近代的 天文學。而推動 天體 的的原理還是「仁義禮智忠信孝悌」的他 內在的道德律。

或許在 蟠桃 的思想「敬天愛人」的框架底下,講授地動說的正是 明治人 的原型。而現代的日本人基本上也沒有什麼改變吧。然而,如同 湯淺幸孫 博士所說的一般, 朱子學 看起來似乎是論理的,而其實是「神話」。朱子將「天之理」、「人之規範」、「社會秩序的原理」視為同一原理。這是將「自然的秩序、社會的秩序、內心的秩序」做相同的對待,如果“自然”掌握了的自然的社會,自然的心,所有問題就似乎都解決了的話,這就似乎是神話。

蟠桃 的思想並不僅只於上述。他,首先是一個升屋的 總管,他最清楚的可以說是經濟問題。這一點,他是徹底的 市場經濟 信奉者,認為 幕府 或 藩 的統制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他高度評價了 大阪 堂島 的 米會所,提議以此為中心,從 江戶 開始的各大都市設立 米會所。另外也在仙台藩發行「米札」,重建財政。

如同前述一般,加賀藩 發行「銀札」引起了經濟混亂,而「米札」就沒有這種疑慮。就是發行「米札」進行買米交易,其中一部份做「米札」交換用的準備米,其他則賣至 大阪 換銀錢,然後寄存於 兌換錢莊,再將所生的利息償還 藩 之債務。這是相當合理的方法。

可見,從 經濟 至 地動說,一切都從合理觀點出發,是一個合理主義者。如此仲基 , 蟠桃 的思考方式,可以說是形成現代日本人想法的基本。

2010-08-21, 09:02
第 二 十 七 章 現 代 日 本 國 的 原 型

領先西歐的日本數學

日本人是對「數」相當敏感的「心算民族」。這一點,似乎來日本的外國人有相當的感覺。明治以前在科學的領域,日本有什麼領先西歐的東西的話,那就是「數學」吧。這就是與西歐不同系統的「和算」。本書無法詳述和算的歷史,就簡單將 本多利明 出現的經過簡單的記述一下 ﹕

現在一般都知道他是「西域物語」、「經世秘策」、「經濟放言」的作者,最早主張開國論、蝦夷開拓論的人,時而被認為是 蘭學者,而未曾被認為是數學家。

不過在他的晚年都不曾拋頭露面,在 音羽私塾 教算學、天文、測量,低調的過日子。本職是數學家,回到 以當時的話來說就是算學家。在 德川時代 被認為是相當罕見的他的想法的背後就是 數學。

到了 明治,西歐的數學進入開始,一向的算學開始被稱為和算。有意味的是算學並不歸於蘭學,也不是漢學,而純然就是 和算 這一點。和算 發達的背後,首先是商業,以及其次的測量。以圖形為材料求取面積或體積的非常多。此外算出圓周的「圓理」也超過西歐的水準。這一點就代數來說也可以。

因此日本的算學名如其實就是 和算。不過,尋求其源流,則還是來自中國。中國人在西曆紀元前後已經到達了 代數初步。在這個時點,與日本段數不同。日本是處在稻作剛要擴散的階段,這個時代的日本與中國兩國之間的隔絕稱得上是絕望狀態。

中國的數學在 奈良時代 以前已經進入日本,稱之為「算道」,不過到來 平安時代 就消失了,只是,日常生活所需的東西些微存續著。「九九」也是其中之一。到了 室町時代 由於商業上的需要,可以見到一定程度的 算盤 與 算術,戰國武將不少都使用算盤,計算作戰所需要的數值, 也就是這個限度而已。

算盤 對算術是相當方便的計算機,不過 代數 則只能做到二次方程式的限度。從各個面向去活用,研究的則是江戶時代初期出現的 毛利重能,他的弟子 吉田光由 所著「塵劫記」是廣受閱讀的名著,可以說是明國 程大位「算法統宗」的翻版著作。到此,日本終於用算盤追上了中國。

光由 將自己的著作修訂了幾回。在寬永十二年版( 1641 )他留下了解不開的題目十二題。也就是將其解答留給次代去解決。這稱做「遺題」。後來的學者解開之後載於自己的著作,然後在末尾將自己解不開的題目也一樣以「遺題」的方式留下,成了傳統。也就是說 和算,一個接一個的,將「遺題」解開,再將新的「遺題」留給次代的形式,急速發展。創造出這個傳統可以說是 吉田光由 最大的功績。

時代進步的同時「遺題」愈形複雜,這時開始使用中國人發明的“ 算木 ”。算木是長約四公分的紅黑棒,紅為正數,黑為負數。他們在紀元前後使用這個解初步的代數,到了十三世紀能夠解開 2 Χ 4 - 5 Χ 3 + 1 6 Χ - 2 4 ﹦0( Χ ﹦愛克司,之後數字為次方 )的方程式。

這稱為「天元術」,因為他們將未知數“ Χ ” 稱做「天元之一」。記載 天元術 的 元國 的朱世傑的「算學啟蒙」在江戶時代的稍早之前傳到了日本。不過當時的日本人不太能夠理解,在中國理解的人似乎也不多,因此就消失了。

「遺題」愈益困難,佐藤正興 的「算法根源記」( 1669 )留下了遺題 1 5 0 題,誰也解不開。這時 京都 的 澤口一之 徹底研究理解了前述的「算學啟蒙」,著作了「古今算法」,簡易的說明了 天元術,同時解開了「算法根源記」遺留下的150題,並留下了15題遺題。

澤口一之 留下的15題遺題,天元術 也解不開。解開這 1 5 題的是 關孝和( ﹖— 1708 )。至此,日本首次來到了解開中國人解不開的問題的階段。

2010-08-24, 14:32
關孝和 的正統後繼者 本多利明

從 吉田光由 的「塵劫記」到 關孝和 的「發微算法」( 1674 )只有四十八年。關孝和 的「發微算法」是先將問題寫在紙上,了解意思之後,將之變形,改成 天元術 可以解題的方程式,然後再解。不過他沒有記下途中變形的過程,因此變形之後的方程式是否與最初的方程式相同就不清楚。為了補足這一點,他的弟子 建部賢弘 寫下了「發微算法演段諺解」,以這個代替 算木,得以 筆算 而確立了 代數。因為不同於 天元術,這在之後,就被稱為“ 點竄術 ” ,簡單的說,這個“ 點竄術 ” 是為日本人所發明。

日本的 算學 如此經過種種的發展,不必計入 蘭學 自不待言。本多利明 的本職就在這個部門,他以土木改良國土的創意背後,是有著以上 數理創意 的背景。

關孝和 的弟子 建部賢弘 ; 之後,中根元圭 → 幸田親盈 → 今井兼庭,然後就是 本多利明。本多利明 一般認為是 蘭學者,不過他自己是以 關孝和 的正統後繼者,也就是和算家,也就是數學家自居。

日本的數學來自中國,然後發展出了與歐洲沒有關係的 微積分學。不過 關孝和 的弟子們對歐洲的天文、曆學抱持著關心這一點也是事實。和算不止「關流」,也就是 關孝和 系統而已,其它在這裡就省略了。

與儒學絕別「脫亞入歐」的先驅者

本多利明 於 明和三年( 1 7 6 6 )二十四歲的時候,在江戶 音羽一丁目 開設了算學、天文的私塾。在俄羅斯人南下發生北方問題的士時候,幕府召喚他,他以年紀已老而予以拒絕,推薦了他的弟子最上德內。

這位德內製作的樺太、北海道的地圖,地圖製作相當準確。之後入了シ—ボルト的手裡,成了「シ—ボルト事件」的一個原因。

在江戶時代的「經世家」之中,如他一般,與儒學絕別的相當罕見。他先以數學、天文學、曆學、測量為基本,窮究西歐的自然科學,以之做為攷察事事物物的基礎。簡單的說,算學與南蠻學統,中國是一貫持否定態度的。這一點,「脫亞入歐」的不是福澤諭吉,而應該說是起始於本多利明。

在日本的學者之中,他給予評價的只有蕃山、白石、徂徠,而且主要的也只限於實學的,合理主義的一面,而且也給予嚴厲的批判。

本多利明 所說日本的四大急務

本多利明的基本思考是「自然治道」,可以說,天然自然就是富國論,富國策。這在他的「經世秘策」,又稱「國家富饒策也有提到」。它的基本就是增強生產、經濟成長,以及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財富的均等化。相當的像戰後的日本。當然,在方法論上是有著德川時代的局限。

他這個創意的動機之一來自天明的大飢饉。他在「經世秘策」裡提到「四大急務」,而在施行這個之前主張「安定的物價」。他立足於貨幣的數量決定物價的高下的一種貨幣數量說,認為「國君的天職」首先就在穩定物價,讓人們專注在家業的狀態。如此的想法不容易出自儒家。

他所說的急務是「第一、焰硝,第二、諸金,第三、船舶,第四、屬國(他主要指北海道及其它各島)之開發」。

焰硝並不指火藥,而是其原料的硝石。幕府由於警戒諸侯,因此嚴格取締焰硝,不准採取硝石,從荷蘭進口的由幕府管理。利明鼓勵生產的原因當然不是為了戰爭,而是提倡活用於土木的基礎產業,特別是農業基盤與河川改修、運河掘削、湖沼開拓、道路建設等等。

在人口論上與 馬爾薩斯 類似

使用焰硝開發國土,以之增大生產力,整頓流通,這樣就可以了嗎﹖﹗本多利明並不這樣想。他認為要增大生產力不如增加人口來得更快。這是記載在「西域物語」,有趣的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出版與「西域物語」的著作在同一年( 寬政十年 ﹦1798 )。當時的他當然不知道馬爾薩斯,計算的方法、社會背景,基本創意完全不同。這個偶然的一致相當有趣。

他對人口增加不做否定,不過他認為應該嚴守一夫一妻制。日本與基督教義一樣是一夫一妻制,斷絕子孫對不起祖先這種儒教式的想法的同時,也默認妾的存在。利明則予以否定。

「夫十五,婦十三,初生一子。隔年再生一子,三十三年之後,婦血氣既衰不再產子。其子,男女記十七人。男女各自成家,隔年生孫,得男女九人,第二家相同………」。

如此計算下去,終將導至產業不足。當然這是一種誇張的警告,他本身也並不如此相信。不過比起馬爾薩斯的「 每二十五年成長一倍 」就高很多。這就是他主張「開國論」的前提。

主張 振興邊地開拓

「屬島開拓」是「經世秘策」的第四急務。他認為首先是調查第一,而其根本就是「天文、數理之道」,俄羅斯人就是用這些方法已經來到了北邊。然而日本還在仿傚支那古風俗之癖,有司而通透天文、數理之人寥寥無幾。

既要開拓,則當然應該活用焰硝。而要做到這一點則「第三船舶」不可欠。西歐的船長與日本的船頭的社會地位完全不同。以當時的概念來說,西歐的船長等於武士,不是賤業。

當時的日本人認為日本的船只是梭尋於海岸礁石,利明斥之為「盲目航行」,無法用天測航法,就無法做真正的航海。光只稻米一項,由於海難,每年都要損失百萬石,而更重要的是人民的損傷。

日本如果成了海國,渡海、運送、交易成了國君天職的第一要務,派遣船舶至萬國,取回國家要用之產物、金銀財寶,則國力深植。以自國之力則國力次第衰弱,農民首當其衝,農民耗減是自然趨勢。也就是說,只考慮自國、自藩的自給自足則只會重複上述現象的惡循環。

2010-08-27, 14:33
否定自給自足的經濟論時代先驅的開國論者

他的主張原原本本的顯示了明治以後日本的走向。沒有去考慮軍事的「自然治道」,可以說相當符合日本戰後的情況。在整個 德川時代 能有這樣想法的只有他一個人。對這一點,他所多少推崇過的 蕃山、徂徠 就是落第生了。

特別是沒有「人口論設想」的經濟論他毫無推崇。日本與自給自足的大國支那,前提不同。他想的是歐洲的重商主義。

利明 的想法是大量開發礦山,然後以這些金銀銅與外國交換消費物資的話,最終就是枯竭殆盡。自己應該擁有貿易主導權。可是這就需要輸出品,因此他認為應該廢除國內的統制,開放自由競爭。如此一來自然國內產物就會很多出來,用以和外國交換。不過這就需要算學、天文、曆學、測量等的知識。他的結論就又回到了他的原點。

排除「西學」提倡「實學」的 海保青陵

大約在同一個時代的 海保青陵,由於著眼點同樣在經濟,因此有時就成了 利明 的對比。不過兩人的立場並不相同。利明 是以西歐做基準,拿來與中國做對比,如同看地球儀中間的日本,以鳥瞰的視點望向細部,海保青陵 則是武家出身,繼承 徂徠 學說的儒者。

他以旅學者的身份,看廣大的世間,直接觀察。他的表現是依「直接把握」為基本討論經濟。也就是不用鳥瞰的視點,而是從現場得來的發想。

一介的浪人之所以能夠享受自由的旅行,是因為有很多的富農、豪商贊助他,有各地的門人弟子,向他們講課,從而安穩生活。在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初期,也就是 天明、寬政、文化、文政時期 如此形態的旅學者並不稀奇。

排除「西學」提倡「實學」並非始於 福澤諭吉。

批判蔑視商業的武士氣質

然而以以鳥瞰的視點看日本的洋學者,與「直接把握」的儒者 青陵,卻有著奇妙一致的見解。那就是認為統治階級的 武家 毫無經濟感覺,同時蔑視商業為賤業的傾向。這可以說是武士氣質與儒教的混合。同時兩人也都看到了這個意識是解決經濟問題的大障礙。

兩人都指出了武士自身貧窮,榨取農民苦不堪言。不過至此為止,之後的觀點就不同了。利明 是單純的考慮官營,但是現場主義的 青陵 想的卻沒有那麼簡單。他認為只要武士階級的想法不改革,國營、藩營 就不可能。他認為要看日本國全體,不如著眼於經濟單位的藩。藩本身成了經營體,只要藩主,或者同等地位的人不具有經營者精神,藩營也不會成功。

他將世間分成兩種人,用今天的話說就是 資本家與勞動者。武家的意識不先行改革,從現場主意的青陵 看起來,持鳥瞰日本,論說國營論的 利明 就顯得脫離現實了。

青陵 的「藩株式會社」論

青陵 認為所有的經濟財富都應該活用起來。可是沒有 利明 談「第一、煙硝」在技術論上面的具體提案。

這一點,青陵 的想法是「藩自身改成為綜合商社」。他相當瞭解他生活的時代是個財富向下集中的時代。他也不是完全的否定儒學。他到底還是一個廣義意義的儒者一類中國思想的繼承者。雖然有了 桂川甫周 的影響,但來自西歐的思想影響可以說大都沒有,只是對中國思想的思考可以說是相當的自由。應該說是個「儒教的異端,卻不是異教徒」。

他是「經濟的霸者」,並不是「王道」,因此主張法治而不主張德治。如此看來他就已經自儒教出格,將以儒教為首的中國思想,做為自己思考的手段。

如果將 青陵 與 利明 金剛合體的話會如何呢 ﹖利明 的思考裡頭有 青陵「將藩與藩的關係擴大到國與國的規模」的一面,然後再加上算學、天文、測量、航海術以及煙硝的開拓技術。然後,兩人也都全然無視於軍事力,真正的就是「放棄戰爭」了。這不是戰後日本的原型是什麼。本多利明、海保青陵 兩人或許可以說是世界的先覺者也說不定。

2010-08-31, 12:21
結 語

明治維新 的出發

日本 僅依賴「明治維新」這個「半革命」就得以近代化與工業化。中國 則經歷了兩次的革命,還是無法成功。或許現在是中國第三次的革命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村共同體」的特質。當然這並不是全部,沒有這個基盤,日本的革命仍舊只會是空轉。

日本農村的基本構造如果說有什麼統合的指導原理的話,那就是得以連合起來形成「百姓之國」機能的共同體。到了 德川時代,人民時而毫不客氣的結合成「百姓一國」,形成強固團結的自治體,這種情況並沒有不同。如果說有什麼新的指導原理,而讓整個國家邁向某個方向的話,那就是倡導近代化與工業化,以使人們富裕化,並且使之相信的「經濟成長蓮如」一類人物的出現。也就是,讓人們相信,要尋求「極樂往生」不如「在現世的向上 ﹦近代化」。就如同 一向一揆,人們走上了「近代化一揆」的道路。當然事情也不是那麼簡單。

開發中國家的人們要拿日本做參考的時候,首先注目的就是 明治維新,也就是 半革命。而且現在差不多都不去看軍事面。大體上是「如何成為產業國家,走向現代的繁榮」,而無視於 明治維新 之前這一段,如此單純的圖式化,就有了以下的狀況。也就是,什麼都沒有的日本,從先進國借入資金,導入技術,巧妙的模仿,製造物品輸出,賺得的錢再還款。如此一來產業設施與技術留了下來,成了製造大國,走向繁榮。

這個視點當然沒有錯,而且在現代,從先進國借入資金,導入技術,遠比以前的日本更為容易,站在相當有利的位置。這一點也沒有錯。於是依計進行,卻往往未能如意,甚至成了債務累積國。

政治學者 エタ—ノ モスカ ﹕

「偉大國家的指導者讓工作能夠具有效果與永續性,就是『 改善並變形了指導階級的徵集方法,也改善並變形了組織。』也許還必需加上一個保留條件,就是,被賦予工作的偉大指導者的工作,往往已經由前任者開始著手,或已經進行一段時期。」

受到 西歐 衝擊的 明治, 成功的「改善並變形了指導階級的徵集方法,也改善並變形了組織。」並且以 歐洲 做為模型 —— 法律、制度、軍隊、企業。而最重要的一點是有著這些指導階級,也有著 モスカ 所說的「保留條件」。也就是說事先已經有了「可以變形的指導階級」。

這些半途加入的指導者不是素人的革命家,而是在 —— 藩,這些 迷你國家 的國家改革,藩政改革 的 擔當者 或 推進者。也就是 藩的改革 具有 明治改革 的實驗性的性格。當然這些人並未曾去想過自己是形成新國家的「領航員」。

「新日本最初的大藏大臣」由利公正

由利公正 生於 文政十二年( 1 8 2 9 ),也就是接著 蟠桃、青陵、利明 之後的世代。他是由 福井藩 的下級武士之一,松平春嶽 從 熊本 招聘來的 橫井小楠 的弟子。

小楠 是由 朱子學 出發再進入洋學的學者。是尊皇的正統論者,同時讓人連想到遵實學,排虛學,關心經濟的 青陵。 不注重藩外輸出,而著眼與外國貿易的 利明 有著相似之處。他的地位是 藩校的校長,實質上是藩的最高顧問,為由一路寫下來的德川時代思想蓄積而出現的人物。

由利公正 往訪 小楠 請教如何解決 藩庫沒錢 的問題。小楠 教他,發行 藩札 借予農民開創事業就可以。可是許多藩用相同的做法卻已經失敗。小楠 的回答簡單的說就是「創出信用」。

首先就是擬定綿密的計劃,再向農民說明並且說服,取得信用之後再發行藩札。這就需要一個他自己都願意相信的計劃。

他首先在 長崎 設立 越前藩商會事務所,然後赴 長崎 做市場調查。調查結果就是確實能有市場的就是生絲 與 醬油。並且與大商人 小曾根 訂立了契約。可是 越前藩 並不生產生絲與醬油。於是說服藩當局發行 五萬兩的藩札 做為 開發基金。這一點,藩札 帶有著 銀兌換公債 的性格。

計劃出來了,可是農民不動。村內指導層的富農們米麥的生產已經相當安定,不想借錢創新事業。依照日常生活經驗法則的常識而生活的農民沒有動的理由。結果就成了「桌上計劃」而告終。

由利公正 如同「殖產興業教」的 蓮如 一般繼續「傳道」,終於農民被說服開始 養蠶及釀造醬油。

農民 生產出來的 生絲 與 醬油 由 藩 以 藩札 購買,再透過 長崎 的 小曾根 賣向國外, 並取得真正的貨幣。這個方式與 山片蟠桃 在 仙台藩 施行的方式一樣。

他並不知道這些事。導致他成功的是在 西歐 由於 養蠶業 受到 微粒子病 的影響,養蠶業 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以至 生絲 價格暴漲,西歐的 絹產業 向世界尋求生絲,可以說非常幸運。 他從 長崎 帶回的金銀,多得連 藩倉庫 的地板都脫落了。將這些錢依照約束向農民換回 藩札,並且從中取回了貸款。

由利公正 之所以能夠做成這件事,一個是由於活用了日本的歷史蓄積。然後這個 村落共同體 有了指導者的話,何時都可以成為「企業」—— 這就是 明治 的「前提」。

2010-09-02, 17:06
導致維新成功的理由

明治元年四月,明治政府 貼出了 太政官佈告,宣佈發行「金札」,也就是太政官札。這個金札以一萬石比一萬兩的兌換率借予各藩。並且指示諸藩用以振興產業。還款方式為一年還一成,以金札進行,分十三年攤還完畢,比原本多了三成。總額為三千萬兩。

這裡,不能忘記的是,如同 和時計 一般,江戶時代的技術以及具有種種技術在身的下級武士,技能者集團、鎖國下奇妙的資金氾濫而尋求投資標的的三井組、小野組、鴻池、住友等豪商豪農。

最後就是,如同倡導以新技術進行國土開發的 本多利明 一般將想法付諸實現,如同工作狂一般埋頭工作的人們。例如明治四十三年客死倫敦的 井上勝。如同他自己所說的 ﹔「我的生涯以鐵道始,以鐵道終老,應該殉死鐵道以歿。」要數如此的人們就不計其數了。

明治 忍受艱苦的近代化的路程,和與強國的戰爭,沒有如同昭和一般的決定性失敗。這些指導者夠得上稱為偉大兩個字。

如果引用 富永仲基 的話,所有都是在歷史長河之中累積了種種的「加上」。那一個國家都有文化蓄積,借用 富永仲基 的話來說就是「性癖」(く せ),在各自的「性癖」(く せ)之中邁向將來的發展。這就需要各自去探究各自的方法之外別無他途。

日本並沒有「魔法」,也不是抹殺了自己的傳統文化而成功了近代化。讓開發中國家有了這樣的錯覺就罪過了。

沒有必要誇示自己的歷史體驗,也用不著自卑。能提供給興趣知道的人士「敬請參考 ﹗」應該就可以了。

「國際化」是現代的流行語。日本人最先帶來國際化的是那些人呢 ﹕

「美國某著名的神學院以前常來一些日本神學院出身的傳道者來學習。近代,在同一個學院的宗教史教授問了幾位日本人關於日本宗教的事情,竟然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就如同猶太人不曉得 摩西,阿拉伯人 不曉得 穆罕默德 一般的不可思議。」

記載下這件事的是比較宗教史家故 比屋根安定博士,時在昭和三十六年。此時尚沒有「國際化」這個名詞,不過如果以聖學者的身份去美國的著名大學留學,為教團派遣至世界各地,這個人起碼在基督教世界稱得上是一種國際人。

同書記載了如以下這樣的一個牧師的例子﹕

「明晚學生有集會,希望聽聽關於日本神道的事情,正在傷腦筋。實在說,一向沒去注意過神道。………總之,做為日本人竟然不曉得自己日本的事情,實在很可恥。………這就如同美國人不曉得南北戰爭、英國人不曉得莎士比亞。不曉得日本的歷史、古代文化、宗教之余,忘了歌曲的黃鶯鳥一般的貧弱。」

比較宗教史家故 比屋根安定 博士對 神道、佛教、儒教 實在有夠清楚,他一定接到過很多這類的詢問。到了現在由於國際交往密切,宗教之外,一定有關於日本文化等等的各種詢問,那是回答不出來就真的是如同“ 忘了歌曲的黃鶯鳥一般的貧弱 ” 了。國際化不應該是這種樣子。

日本人也當然不會因為是日本人,所以就通曉日本的一切,不過有人詢問起有關日本的事情的時候,要有“ 這件事不太清楚,不過那件事就比較瞭解 ﹗”這個程度的回答起碼應該要有。對自己的日本什麼也不知道,就無法說是「國際人」了。

本書當然沒有完全回答了種種的問題,不過我在各種場合所碰到的提問,可以說都網羅到了。對提問的回答也成了自己的把握,也應該有掌握到日本的種種長處及短處。這或許也對自己及日本的未來開拓提供一臂之力。

本書如果能在上述的方面有幫助就甚為感幸了。

山 本 七 平
( 全書完 )
( air :   2010-09-02, 18:02
「何謂日本人」這本書終於在「僅做一提綱挈領式的全般引介,希望在深入淺出的引介中,儘可能的分殊出枯燥與趣味,因此於字數多寡、篇幅長短上也會有倚輕倚重,以避免曠時費日,並顧及普遍的趣味性。」的前提下草譯終了。這本書很簡要的提供了我們真正瞭解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等形成的整個過程。我認為應該比去讀去一些戰國英雄史來得關鍵而全面。實在應該大大的感謝 野侍一郎。

因為本於上述譯事的宗旨,所以從一開始就相當提綱挈領的去翻要素的部份,我認為這樣更符合一般願意做概括瞭解的朋友的興趣,因此跳脫也就相當多。原因當然還有 ﹕古文太多、說得太細,當然還有偷懶的成份。不過到了第二部結束,才覺得一路相隨的長期朋友總隨時有二百五十位左右,草譯就實在對不起這些有興趣的朋友,因此自第三部開始就改弦易轍,做比較全面的深入。希望能稍補之前的不足。

看了日本的大勢三轉,不盡深深感嘆。二戰之後的日本應該算是第四轉吧 ﹗從此日本這個國家也就列入了以人民福祉為依歸的先進國家之林,來自傳統的弊端雖然還是難免,不過精神內涵是已經具足穩固了。反觀中國則仍舊處於改朝換代,一治一亂的歷史輪迴。此去他可能相當富有,不過真正的現代內涵是遠為欠缺的,這導因於他傲人的長久文化、人性的道德敗壞還有從上到下的官僚體制。地球村出了這麼一個大阿哥,真是老天開人類文明的大玩笑。要他民主進步是緣木求魚的痴心妄想,直到他的“ 花 期 ”過去,然後所有症頭應該就會在沒有民主機制的情況下,陷入龍困淺灘虎落平洋,卻仍舊張牙舞爪的狀態,只是大阿哥要進入這種狀況,時間應該會很長久。那時的台灣是成了中國的偏遠地區如同西藏、新疆,還是遠離魔掌,大轉幾轉,繼續前進 ﹖這就要看可能的長期台派執政之後國內外的制約情況,以及領導團隊縱橫捭闔的能力才知道。或者大家到時又覺得被騙了,如同阿扁執政時的說來說去,這應該就還是受到內外制約的結果。不過美日等外國情勢有改變,值得期待,卻無法預料。這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野侍一郎 博學多才,區區遠遠不及,然而很肯定就一個“ 爆衝 ”的猩猩相惜,而破格承蒙抬愛。下面是「日 本 概 略」的原始開欄文,請前往觀賞 ﹕

http://blog.roodo.com/nozi1ro/archives/cat_141091.html  )

air 敬白
2010-09-02,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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