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香港化

( 全文轉載。感想 ﹕我說的話,人家論述得多完整多細膩啊 ﹗實在很欣賞自己的政治智慧與高瞻遠矚 ﹗)

〔 ☆附錄摘文 ﹕
夢醒時分:你永遠不會是中國人
馬克.基多(Mark Kitto)

‥‥‥‥ 他和中國妻子育有1男1女;他批評中國不重視德育,教育體制像是測驗中心,孩子們接受的教育是要通過這些測驗。馬克說,共產黨主政下的教育,也不培養思想家,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可以解決問題。‥‥‥‥,〕

‥‥

台灣,為什麼不是香港?
吳介民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本文刊登於新新聞【特別企劃】No.1327 2012.08.09

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兩天,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香港,《遠東經濟評論》記者劉慧卿問她:「你把五百萬香港人交給一個獨裁的共產政權,道義上是否說得通?」

柴契爾回答:「香港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是唯一例外。」

陸客團
人類政治史上的新發明

台灣,不是香港,但正在面臨「香港化」的危機。香港問題的本質是,它是一個沒有主權地位的現代城邦。

台灣在面對中國時,已經是民主國家。而香港的民主化,卻是在中國政府監控下匍匐前進,充滿著不確定性。我們應該思考:台灣如何貢獻於全球公民社會,如何貢獻於普世人權價值。這是台灣在面對國際霸權制約下,可以反守為攻的一條實踐之路。

六月二十九日,胡錦濤在香港海軍基地,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閱兵是宣示主權、展示武力,再次提醒香港人:國家掌握著摧毀性的暴力機器,必要時可以對反抗者進行鎮壓。胡錦濤巡行香港,所到之處香港市民卻以大規模抗議迎接他。胡錦濤來港參加「回歸」中國十五年慶典;他還與香港簽署了「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第九份補充協議。這份協議涵蓋了四十三項服務貿易及便利投資措施,進一步開放香港旅行社在中國招攬陸客業務。換言之,將有更多的陸客團湧入香港消費。陸客團,是中國崛起之後,人類政治史上的新發明。香港首當其衝,接著全球各地都感受到中共人海戰術的威力。

控制新聞媒體是關鍵戲碼

《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模式的啟示》,即將由台灣新社會智庫學會出版。這本台灣少見的出版品,分析香港主權移交的前因後果。我們看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後改名中聯辦)在中英談判期間,如何施展靈活統戰技巧,針對不同群體,實施差別化的籠絡或威脅。於是,主流媒體的意見氣候發生變化,財團開始靠攏北京,而恫嚇與分化對異議者也產生效果。一九九七年前後,香港因此湧現一批充滿機會主義色彩的「忽然愛國者」(黃偉國)。

控制新聞媒體是關鍵戲碼。「自由之家」連續兩年將香港評等為「局部自由」。新聞自由倒退,香港記者在中國內地採訪權也受到干預。親中商人收購媒體;媒體老闆獲得中方的政治任命(梁旭明)。媒體的自我審查早在一九九0年代即已露餡。最近,《南華早報》資深記者慕亦仁(Paul Mooney)被解職。慕亦仁寫了許多關於中國維權人士的報導。據報導,《南華早報》的老闆郭鶴年在中國內地有相當大商業利益。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報業生態已強烈傾中;目前幾乎只剩《壹傳媒》獨撐大局。

香港民主化是一條漫漫長路。港英政府在中英談判時開放有限度民主選舉,一方面強化治理正當性,另一方面也增加談判籌碼。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機會之窗。

「轉型期倦怠症」

然而,三十年來,香港的民主化之路卻是崎嶇顛簸,充滿著挫折感。

天安門鎮壓之後,香港成為抗議中共專制的據點,每年均有遊行示威。一九九七年之後,董建華政府恢復了區議會委任制度,是民主倒退。二00二~三年間,香港政府擬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竊取國家機密」等行為︶進行立法,引發港人大抗爭,不得不暫止立法程序,至今未再提交。中共於二十三條立法受挫之後加速推動CEPA,以經貿統合吸納香港;另一方面,加強干預香港政務,介入各級議會選舉,執行分而治之的策略。結果,泛民主派在二0一一年的區議會議席減少,親共的建制派則大有斬獲。「中共是一部龐大和不停運作的選舉機器,組織嚴密,紀律性強,個人絕對服從上級指示。而中共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已經深入骨髓,無所不用其極。」(劉慧卿)。

中方以龐大財力與行政資源扶持建制派,工夫做得深而細。民建聯有財力購買商業電台廣告。香港的中資企業肩負「政商雙重功能」,中資也是一種政治組織。近幾年,選舉甚至還發現「種票疑雲」(幽靈選民登記)。泛民主派陷入消耗戰。民主化過程漫長,耗費巨大社會能量,時間拖久了,對當權派有力;民主派則在曠日費時的動員、期待、落空的周期中,呈現疲態而產生路線衝突,終而被執政者見縫插針,導致分裂,分裂的結果之一就是選舉受挫(馬嶽)。這是政治學者所稱的「轉型期倦怠症」。

台灣民主獨立拱衛香港自由生機

中資政治操作、中方主導基礎建設、國企上市分潤股民、控制傳媒、推動國民教育灌輸民族主義、不斷惡化的所得與財富分配、陸客自由行湧入消費、甚至簡體中文的大舉「入侵」,已經徹底改變了香港。一部極端強勢的國家機器壓制在一個原本享有高度自由的商業城邦。然而,主權轉移以來十五年間,公民社會的反抗卻水漲船高,新媒體生機勃勃,網民反撲︵黃偉國︶。而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則持續降低;並將對中國政府的不滿,轉移到對內地人(「蝗蟲」)的排斥、對中國人身分的歧視(馮智政)。中方耗費大量資源讓香港經濟依賴中國,似乎效果有限;香港做為一個「依賴政體」,已經促發了強調自保自治的「城邦論」(葉國豪)。

十五年來的香港,是強勢國家激活公民社會的絕佳案例。根據孔誥烽與葉蔭聰的研究,由於特殊的殖民經驗與地緣位置,香港主權轉移之後,使這個城邦成為中國離岸(境外)的公民社會。「這不只是香港的公民社會,也是中國大陸一個正在浮現中的公民社會。」這個公民社會既存在中國內部,又活躍於中國境外。由於中國對台灣的圖指,使得中共對香港的壓制有一定的顧忌,畢竟香港是鄧小平擘畫的「一國兩制」示範區。因此,台灣的民主獨立拱衛了香港的自由生機。

大規模操作「以商圍政」

場景移回台灣,以上香港故事,是否似曾相似?

二00八年馬英九接任總統不久,大量陸客觀光團進入台灣。自二00八年七月至二0一二年四月,來台觀光陸客將近三六七萬人次,帶來約台幣一八七二億元外匯收益。(台灣二0一一年出口總額約九兆台幣。)

二00八年十一月,中國特使陳雲林來台「過度維安」引發員警濫權、暴力鎮壓示威者。

同年同月,旺旺集團回台收購中國時報。該集團老闆之後發表親中言論,報社執行言論自我審查;目前,申請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

二00九年,高雄電影節規畫播放熱比婭紀錄片,引起中國政府抵制(禁止陸客團進入高雄),而在台灣則有立委與旅館公會施壓高雄市政府。

二0一0年六月,馬政府與中國政府在重慶簽署ECFA。ECFA主要仿照中港簽署的CEPA。北京開放台灣部分農產品免關稅銷往中國,「照顧」台灣農民。

二0一二年一月,總統大選前幾周,企業集團老闆,以輪流召開記者會、集體刊登報紙廣告等方式挺「九二共識」,這是北京首度大規模操作「以商圍政」。選舉過後,國台辦舉行了慶功宴。

二0一二年五月,鄭弘儀請辭三立電視台「大話新聞」主持人。據報導三立為了銷售其連續劇(改稱「華劇」)到中國,而停掉「大話新聞」。

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

二0一二年六七月,中台談判投資保護協議陷入膠著,爭議點之一是台商在中國的人身自由。因此,原來預定在六月底舉行的「台北會談」(名義上是學術研討會),馬政府拒發簽證給幾位具有官員與解放軍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會談「破局」;而預定於同一期間舉行的第八次江陳會也取消。

《中評社》發自北京的評論質問:「陸委會是否清楚台灣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到底是代表了誰的立場?究竟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段粗魯的話語直指「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似乎在對馬政府嗆聲:是我幫你選上總統的,你怎麼不照我的劇本辦事?

香港有「愛國團體」。二000年之後,台灣也出現類似團體。例如「兩岸統合學會」,其自述的組織緣起包括:「為抵禦民進黨政府台獨走向,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性社會運動團體。」台北會談在台灣的籌劃單位就是兩岸統合學會。分析台北會談預定時間點,發現這個「學術研討會」與延後的第八次江陳會、香港「回歸」十五週年慶典緊密排列。這些是巧合嗎?而馬政府因顧慮台北會談「偏離到學術研討會以外的範圍」而拒發簽證,顯然也非突發之舉。

台灣已浮現統派「國土復歸運動」(irreden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的目標,以「反獨」、「導正兩岸關係」為宗旨;並且延伸到反本土化,最近引發爭議的教科書修改,就是重要訊號。歷史經驗顯示:沒有深入的本土價值網絡,就不可能維繫民主化運動,因為本土化是安身立命的「生活在台灣」的社會需求。「國土復歸派」正在蠶食台灣的民主根基。

過去二十年台灣民意調查,顯示統獨對立的格局正在緩解,代之以「維持現狀」(亦即,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實質獨立地位)。而新的衝擊則來自外部的「中國因素」。換言之,台灣公民如何看待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會決定他們的政治身分認同,以及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如何處理來自中國之政治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利益誘惑,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

更深層思索台灣的前景
台灣正在「香港化」嗎?中港關係與中台關係的平行對照,會讓人擔心台灣正在快速「香港化」。但是我們在警戒專制政權的統戰之外,應更深層思索台灣的前景。

第一,「國土復歸運動」的現象,表示台灣仍然是主權國家。只因中國對台灣主權的宣稱,使這個國家的主權地位不被世界強權所認可,而以變通方式與台灣交往。筆者曾指出: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受挑戰」指的是台灣在國際列強夾縫中的處境;這是外部的意義。但是,對內而言,台灣的國家主權是沒有爭議的;不管這個國家的名字是中華民國或其他稱謂,它的統治權都是自主而完整的。

但是,香港未曾擁有主權地位。專研轉型政治的學者Linz與Stepan說:「民主政治預設了國家條件。沒有主權國家,就沒有安穩的民主政治。」從這個角度看,在中國持續操作下,如果台灣的國家條件發生流失的狀態,則將危及台灣的民主政治。

第二,「現實主義」是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考慮一個國家處境的主流思維:一國的規模與國力,在地緣政治中的位置等因素,決定了該國的命運。這是一種強權導向的結構主義。這種思維穿透力很大,但有若干盲點,例如它欠缺考慮文化與理念的重要性,而文化理念在歷史上不斷以革命、社會運動、民族主義、宗教運動等各種形態重劃世界地圖。再者,現實主義也漠視「超國家」與「次國家」組織的重要性。這種大國思維,確實是台灣追求生存必須考慮的前提,但它沒辦法為台灣在世界地圖中尋找身分認同帶來太多啟發。

第三,地緣政治具有強制力,但不是命定結構。打個比方:假如現實主義世界像是一顆膨脹的球體,那麼它的表面充滿著毛細孔。全球化公民社會以及各種由下而上的社會力,能藉由毛細孔穿透出入這個球體。這個毛細孔場域,就是民主力量與權力政治交會之處;在這個場域,社會力與權力機構碰撞、拮抗、拉扯、調適,而摸索出新的政治模態。

第四,基於以上對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檢視,筆者提出了跨海峽公民社會的主張:兩岸社會之間(包括香港)連接NGO與進步派人士,在華人世界引領民主化運動。在這個基礎上處理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以及新型態專制主義等問題。回顧香港主權移交,缺乏的就是一條由下而上的解除殖民之道。香港的統治權,不過是從舊式殖民統治者移交到一個新式殖民者手中。幸好蓬勃中的香港公民社會,填補了原先的社會力真空。

台灣與香港的根本差別,就是台灣在面對中國時,已經是民主國家。而香港的民主化,卻是在中國政府監控下匍匐前進,充滿著不確定性。我們應該思考:台灣如何貢獻於全球公民社會,如何貢獻於普世人權價值。這是台灣在面對國際霸權制約下,可以反守為攻的一條實踐之路。台灣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可能為東亞地區新國際政治秩序,注入新的思維。看清楚香港化趨勢,台灣確實要有危機意識。但在目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中國因素是台灣無可迴避的問題,台灣必須摸索出自己的博弈技巧,與中國政府交手,與中國社會盤撋。當北京的手伸入台灣,它必須想,台灣價值是否將反饋中國,成為燙手山芋。這是台灣享有的特殊地緣政治優勢。

台灣不是香港。台灣的民主運動者能否認識到自身優勢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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