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的起源》 導讀

《極權主義的起源》
作者: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譯者:林骧華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 1975),20世纪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
1933年纳粹上台後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國。

漢娜•阿倫特被公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親身經歷德國魏瑪共和的民主危機,以及纳粹政權的種族迫害,阿倫特深刻反省西方现代性的困厄,並具體闡釋現代性進程中的各個暗流如何醞出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而推動極權政体的恐怖统治。在極權主義全然摧毁西方政治思想傳统的有效性之後,阿倫特殚精竭慮地重新發掘深藏於這已破碎失效的傳统裡尚可以引導我们實踐的理念資源。她深入剖析現代人的基本處境,進而思索在 “後一極權主義” 的境况中,人的政治行動如何可能兼具参與熱情與明智判斷,並且開創出自由的公共空間與恒定的公共世界。

研究政治哲學的 男蔡英文 的導讀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7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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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之節錄)

極權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新的统治形態,過去任何專制獨裁制,無論如何殘暴,都没有如極權主義一般,把人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而以「集中營」或「勞改營」為場所,進行集体的改造與屠殺;過去的專制政權僅止於迫害反對此政體的「政治敵人」,但極權主義毫無留情地殲滅服從它的「順民」;過去没有一個政體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應殺人」與「你不能做偽証」,而把殺人與說謊轉變成公民應該服從的法律命令;過去没有一個政權的领導者如此狂妄地認為人的力量無比偉大,而得以從事人性的改造,跟這相對,過去也没有一政權的领導者那麼謙卑自稱是執行「歷史或種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這樣嶄新的政權,阿倫特進一步解釋,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識形態」(ideology)的统治支配,這套「意識形態」,在極權主義者的運用下,表示一套講求前提與推論必须首尾一贯的演譯邏輯,這套邏輯以不言自明的「種族鬥争」與「階级鬥争」為前提,而對人類整体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来做全盤的解释,同時認定人類整体的歷史意義在於一终極目的,意即「無階级社会」或「纯粹人種」,的實现。

就歷史叙述體的構成,阿倫特在此書的第一部分,「反猶主義」,從西方現代「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金融体系的歷史形成,解釋猶太人——這個没有建立一 政治共同體而飄泊無根的民族—— 如何取得金融掮客的地位,成为歐洲金融界的顯赫人物;

但是作為一無國籍民,猶太人無法培養政治意識與参與政治事務的能力,造成猶太人政治冷感與被動反應政治现實的習性(這是阿倫特解释猶太人现代命運的基本論点,也是激起她對同胞嚴厲批判的觀点)。

生活於非他们所屬的國度裡,猶太人不是成為政治社会的邊際人物,就是戮力儕身上層社会的暴發户。在西方现代早期的發展,由於國際間金融借貸的需求,這無國籍的猶太人,因這性格,可以替各國政府穿梭引線,解决金融之問题,是為各國政府所需要的「有用之物」,同時,在講求人權與法治的现代民族國家裡,猶太人可以獲得社会政治地位的保護,但猶太人所置身的安全處境只是暫時性的。到了 19 世紀,西方的現代政冶社会產生了無可化解的危機,猶太人喪失了他先前享有的安全穩固的地位。

關於極權主義的起源,阿倫特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甚麼勢力蘊藏於西方現代文明之社会,而導致極權主義可以把人性轉變成動物族類的屬性?

阿倫特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體系的運作為起点,說明資本主義如何把人固定的、满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產」(property)轉化成不斷投資和再投資之無限流動的「資產」(wealth),這種轉化也是孕育「資本主義意識」的過程,為擴張資產之原故而進行無休止的資產之擴張,以及以征服全地球為目的,構成了此意識的本质。

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一方面動摇了有一定疆域與憲政法治之一定结構的现代「民族國家」體制,使國家逐步喪失在它治理的疆域裡保障公民權與超越人種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執行資本主義擴張的所谓「帝國主義」在亞非的殖民經驗中,孕育出「種族主義」,藉此合理化他们對殖民地的征服,同时,「種族主義」讓他们確立以人之生物屬性為本的政治共同体理念,而侵蝕了「民族國家」的政治公民權。

依阿倫特的分析,資本主義的「資產積累」的生產方式與不斷擴張的原則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單」、自覺「多餘無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離的「群眾」,拚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顧公共事務,但是生活之支離與意義的喪失,使他们成為绝望之存有,他們既無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團体,共同参與政治之事務,更甚者,他们隔绝了其他人,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義的共同世界,在這種「隔绝」(isolation)與「孤單」(loneliness),意即:(喪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處境,他们不但喪失了现實感,也喪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斷經驗的能力,他们極易被任何勢力所鼓動。

猶太人的命運隨著這樣的歷史的轉變逐步被推向深淵。護衛他們之政治社会地位的「民族國家」,其憲政法治结構受帝國主義擴張而動摇,以及它所保障之人權與法律之平等抵擋不了資本主義的经濟危機及隨之而起的民族或種族歧視之壓力,在這種處境下,猶太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及他們在现代歷史中跟「民族國家」的緊密關系,遂變成種族之歧視與仇恨的顯著目標。

最後,讓我們思考的問题是:阿倫特在這部著作中處理1890年代西方现代的困境與極權主義的本質與歷史根源,對我们能提示什麼反省之資源?细讀這部論著,不難發现:阿倫特透過歷史的解釋與叙述,說明西方现代之「民族國家」(它的契约論式的個人主義基礎、它對人權之保障與形式之平等的承诺……等被視之為西方现代性之成就)本身具有的脆弱性格,如上所说,「民族國家」的憲政法治结構經不起經濟的無限擴張,更甚者,它抵擋不了各種以血缘關係、語言文化、區域認同為基礎组合成的「族群」所揭示之「政治認同」的意識形態的攻擊,最後,代表啟蒙理念、法治倫理與寬容原則的西方现代性是否如我們想像的如此根基稳固?同時,西方现代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與科技所承诺的繁榮富庶,是否証明只是夢想?如果說西方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構成我們的傳统,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的深刻反省是值得我們閱讀與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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