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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016年熊本强震

全文转自東海大学教授叶千荣,文中有许多无可争辩的数据。 ---- 這次熊本連續兩晚遭遇里氏七级以上强震,烈度等於兩次阪神大地震,而且此後五级以上余震不斷。但是,和二十多年前有六千四百多人喪生的阪神相比,這次第一晚有9人喪生,第二次從今天凌晨截至此刻,现場救援基本结束,死者為32人,總計41人,其中大部分是七八十歲以上老人。今後也許還會有死者,但是說實在,如此大规模大範圍的强震,死傷人數能控制到這個程度,是我來日三十多年來第一次看到,在世界地震災害史上也當屬罕見! 這個结果,既與嚴格的建築法规有關,也歸功于市民們的防災意識,但是其中還有迄今許多教训带來的進步。 記得阪神大地震時左翼社会党首相村山延誤了自衛隊的出動,導致第一時間救災不力。此後修改法制,授權各县縣知事在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可以直接命令自衛隊緊急出动。这這次15日晚第一次地震發生後熊本縣知事就立即给自衛隊下達了命令,航空自衛隊當即派出戰鬥機和偵察機飛臨现場上空航拍並迅速報告,隨後自衛隊工兵部隊和供给部隊連夜趕赴現場,一面救援、一面提供食物和用水,目前,自衛隊已經出動2万5千人,這已達到日本陸海空三自衛隊二十四萬總兵員的十分之一,此刻離我所在的横濱不遠的海上自衛隊横須賀母港,包括宙斯艦 “金剛” 在内的十幾艘大型艦船已經全部緊急啟航,此刻正全速駛向九州熊本。大型超市集團伊藤洋華堂、羅森、7-Eleven 都在第一晚就趕運大量食品和飲水到災區,大型連鎖房地產仲介公司 Apaman 立即宣布將待租空房免費提供災民居住,NTT電話公司免費開放災區全部公用電話,各大電視台都在第一晚地震發生後迅速中斷原定節目切入地震直播,東京演播廳和熊本地方台連線中,熊本播音員頭戴安全帽在余震的劇烈搖晃中現場直播,所有媒体的鏡頭都集中於災民、災情、災區。中央政府厚生省第一時間宣布失去醫保證的市民僅需報出姓名住址即可,一如往常地在任何醫院接受醫保治療,金融大臣宣布對失去存摺或银行卡的市民一律放寬提款条件。此刻,在電視上看到為市民提供手機充電服務的汽車,看到堆成小山一般的充电手機,實感到救災服務也已隨時代而演進,说明行政機構不僅明白手機是這個時代受災後互曉平安的第一工具、也是災民不斷獲取最新消息的必備武器。現在各電話公司都在災區開通無流量限制免费Wi-Fi服务,還開出讓大家互通平安的留言板。 凡此種種新的救災服務,對於滿足災民的知情需求和减輕心理負荷,正發揮巨大作用。總之,雖然現場仍有許多不够不及之處,但兩次七级以上大地震,死亡人數不到百人的结果,災後第一時間的迅速出動,在10小時内完成的瓦礫救助,從明天起再度免費提供的九十萬份三天免費餐飯等等,無一不是對納税人和全体市民的行政責任體制的结果,值得各方借此機會觀察借鑒!”。祈禱世間萬物生靈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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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中度干擾假說?

現在的美國與5、60年前的美國的確是不一樣了。她的改變帶來了紛爭,也讓提倡自由、人權、公平、正義的美國歷史文獻進入了一個遠為複雜的生態環境與蠻尷尬的處境。人們不再純樸,社會變得複雜,當然需要付出社會成本去解決的事情也越多。人的互信不再,社群愈趨乖離,某個角度來看其實是倒退的。你可以說是斑駁瑰麗,也可以說是分崩離析 - 完全相同的狀態,2500年前的蘇格拉底早就說過了,可見人類文明進步不多。 在無明確指標的 “物種” 發展之下,相信再一、兩個世代的更替,如果仍舊以以往的印象去看待美國的面貌,會越來越趨模糊,終至毫無意義。儘管 “中度干擾” 這個假說理論該不該存在,尚未取得學術界的認可,應該也還是可以做為移民政策的參考。主動或非主動的引入移民,期待融入往往是一種政府目標,不過當移入數量過大,原本生態平衡的社會,尤其是原本優質的社會,失去了予以吸收、轉化的能量,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扞格,與社會關係的翻轉,尤其當政府以多元文化做目標的時候,是否同時有著沉默的民眾,在默默之中沉隱了下來?在時日的累積之下,成了難解的政治問題。只有帶來怨恨與無止境的政治紛擾,得失之間不易平衡,不是 “衝擊、改良” 的學術觀點得以善其後。以下這一篇文字很好的提供了應注意事項。 • 在干擾強度太強時,導致大多數的物種難以生存,僅有少數繁殖力強或擴張力強的拓殖者(colonizer)能夠生存,如老鼠和禾草。干擾強度太低時,優勢的競爭(competitor)會極度強盛,競爭排斥較劣勢的物種,物種多樣度也不高。 • 對具備移動能力的動物而言,大可一走了之,特別是在棲地異質度高的環境,另覓生存新天地不見得是難事。 ---- http://pansci.asia/archives/108497 有事沒事戳一下會怎樣? 在生態學中,干擾(disturbance)是一個暫時使環境狀態發生改變的事件,這個改變幅度超過環境平時的小幅變動。干擾的影響通常劇烈且快速,會導致部分生物消失。不同的干擾作用的空間範圍與時間長短也不盡相同,規模可大可小,頻率孰繁孰罕,天然的干擾如火災、水患、颱風、地震、海嘯、氣候變遷和昆蟲大發生,人類的干擾則包括過度開發及過度獵捕等等。這樣看起來,干擾似乎不是什麼好東西,無論規模大小,感覺影響挺負面的。換句話說,干擾的強度或頻度超過某個程度,會削弱生物的繁殖與擴張,使當地的群集不飽和,物種多樣度沒有達到應有的水準。 戳幾下似乎比較好? 主張中度干擾假說的論述認為:在干擾強度太強時,導致大多數的物種難以生存,僅有少數繁殖力強或擴張力強的拓殖者(colonizer)能夠生存,如老鼠和禾草。干擾強度太低時,優勢的競爭(competitor)會極度強盛,競爭排斥較劣勢的物種,物種多樣度也不高。因此,只有在適度的干擾之下,拓殖者和競爭者能夠共存,因而有最高的物種多樣度,使干擾和多樣性之間關係呈現駝峰狀關係(hump-shaped relationship)。 另一方面,是從地景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的觀點來看中度干擾假說:干擾會使部分棲地及其中生物消失,使當地的生物進行次級演替(secondary succession),可以說是刺激當地生物重新拓殖的開始。無論規模大小的干擾發生,都會改變當地的地景,形成各種不同面積的小區塊,這種區塊稱為「孔隙」(gap)。例如森林中間發生了小火災,燒了一小部分,這個部分就是孔隙。接著,孔隙中的小草、灌木、小樹、大樹會隨著不同的時期慢慢長回來,這些不同的階段就稱為演替階段(succession stage)。 中度干擾假說受到的批評 對具備移動能力的動物而言,大可一走了之,特別是在棲地異質度高的環境,另覓生存新天地不見得是難事。有的觀點認為,干擾並非作用於降低競爭排斥的力度,而是使生物的豐度(abundance)下降之後,造成平均個體的成長率(per capita growth rate)呈現負值,使族群一蹶不振。另外,有些觀點則認為干擾和物種多樣度之間會比測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兩者無限循環的交互作用。當我們觀察現象時,已經作用許久,難以釐清究竟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 大自然的干擾與生物群集之間,經過頻繁且複雜交互作用,形成我們現今所見的生命世界,而且持續的在變化。雖然中度干擾假說的適用性有限,甚至這個理論該不該存在,學術界正吵得火熱。但是,至少我們很確定,過強的干擾會讓生命大量的消失。以往是自然發生的干擾與生物互動,現在還增加了許多種類與強度不盡相同的人為干擾,對生命世界帶來龐大的衝擊。如果我們還無法控制這些過度的人為干擾,一但超出生物所能負荷的臨界,那麼這個生命世界也只能向下沉淪。 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6/10/europe-immigration-muslim-refugees-portraits/ https://iseilio.wordpress.com/2015/09/20/%e7%be%a4%e8%9d%b6%e9%a3%9b%e8%88%9e%e3%80%80%e6%92%a5%e9%9b%b2%e8%a6%8b%e6%97%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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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 與 霸權意識

「百年來中國坎坷的現代化過程,在人文與科技始終不平衡的學術界與 思想界裡,中國的傳統思想是一方面和文化啟蒙的氛圍難以直接而有效 地聯結,一方面則往往遭致無端的曲解與誤解,以至於無法提供當代 知識份子充足的精神力量,以回應西方人文思潮強而有力的衝擊。因此, 以〈中國哲學〉為名義的學術研究便不得不在中國哲學的〈國故〉與西洋 哲學的舶來品之間,努力地做一些所謂〈格義〉的工作,如胡適之借用美 國實用主義,又如馮友蘭之運用當代新實在論,以迄所謂〈當代新儒家〉, 如唐君毅與牟宗三,也無能免於歐陸哲學,如康德與黑格爾等人的影響。 可以說,以〈批判性的斷承〉與〈創造性的發展〉的高標準看來,當代中 國 文化的再造與當代中國哲學的重建,其實還處在〈途中〉(on-thewayness) 的狀態;也就是說,百年來,東西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通,基 本上始終是一 進行式,而深入中國哲學的意義詮釋與理論探索也往往只是以較輕、較弱、 較為隱忍的模式,展開其與古人之對話,以及與西方之交談。如此一來, 中國哲學內部所可能含藏的〈不現代〉甚或〈反現代〉的思想因子於是逐一 現形,並因而不得不面臨嚴格的檢查與篩選,而且還可能因此導致〈中國哲學 能否作為一門學科、一種嚴格意義的思想流派?〉這樣的問題竟然成為具有相當 爭議性的學術話題-所謂〈中國哲學的合法性〉,至今竟還有人搬出來討論。」 「表面看來,中國文化往往以 〈柔弱〉之型態表現其具有無比軔性的文化力, 而且也彷彿是一個以〈生活之道〉為主軸的文化機體,其中充滿著自我調適 自我展露與自我成全的持續的生命能量。不過,就中國社會實際的情況看來, 其中卻充斥著相當大量的蘊含文化性的作為與表現,它們竟往往假〈調和、 持中〉之名,遂行其獨斷、獨裁以至於肇致以私心私意堵絕公共性與公領域 的情事,而在〈柔弱〉、〈柔和〉或〈柔順〉的表相之下,隱藏的竟往往是 剛愎、陰狠以至於殘忍無情、麻木無感的變態與病態。」 -- 多元之「分化」作為文化脈絡全面延展的基本態勢,實在無庸置疑。如儒學 研究者如此之反省,便有其一定之意義(杜維明,1990:157): “ 雖然從整個政治文化層面看來,儒家是殘破了,只是潛流,但它還 是有源頭活水的可能。所以,儒家的進一步發展,台灣應該是重要 基地。但是,要成為重要基地,台灣的政治化傾向必須越來越淡, 文化關切、文化理想、倫理價值在智識分子本身該有一些新的發展。 我覺得智識分子不是職業。 他們對文化關切、對社會有責任感。智識分子要在各個不同的行業 裡出現;可以出現在學術界、企業界,也可以出現在軍事界、政治 界。” ----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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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與台灣─解密來自海牙的情書/宋承恩

宋承恩/南海仲裁與台灣──解密來自海牙的情書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the-south-china-sea-arbitration —- 看一看這些專家的論述,其他說法就只是糟粕而已。 “歐洲人經過喊了一聲:喔!福爾摩薩。” - 哇哈哈哈。 會讀書真好。 _____ 葉浩Follow uly 14 at 5:43pm · 鑑於國際法的法源包括 ⑴條約、⑵國際習慣法、⑶一般法律原則,以及 ⑷ 司法判例及學說,國際法必然是一門相當講求學術素養的學問。 在英國,國際法與國際歷史是一個國際關係學者的基本訓練。他們不會像美國學界那樣把所有的國家都同質化,並擬人化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個體,然後套用理性抉擇理論或各種決策模型,把一切國與國的關係都想成權謀。 相反,一個好的英國國際關係學者往往要十幾二十年的潛心於國際歷史、政治哲學、司法判例的研究,才有所成。而一個國際法官更是需要如此,才有機會從大學教授進入國際法庭。 附圖是一本英國大學部的教科書,專門寫給國際關係學生的國際法基本知識。讀過的人,會知道國際法的判決多麼困難,不僅涉及適用法條的選擇與慣例的確認,更要在相關立論上做出攻防。 無論如何,根據上述的法源,國際法庭攻防的時候,若想援引類似「自古以來神聖不可切割的領土」的說法作為理據,等同於要證明那是「國際習慣法」或「一般法律原則」,還是哪個國際判例曾經以此作為判決理由,要不就得自己提出一個新的理論,告訴人家為何這應該是個理由,而且必須壓倒過其他現有的理論與學說。 「島」或「礁」的確立也是如此。那當然是人為的界定,開放各種詮釋與爭議的可能。不過,任何的反駁都必須提出理由,而且是可以說服其他國家的理由,成功的話將成為日後其他國家面對類似爭端時可以援引的司法判例。 國際政治不全然都關乎權謀,就算有權謀也必須提出一個好的理據來正當化自己行為。相較於動不動就說大國才不理國際法的都市傳說,即使美國攻打伊拉克時仍然試圖證實自己出兵有理,合乎源自於基督教神學的「義戰」傳統。 面對一個不願接受的判決時,我們該做的是提出更好的理論。單純地抗議或宣稱判決無效不僅無法改變判決,也等同於告訴世界我們的認知離國際社會有多遙遠。 換言之,身處聯合國之外的我們,此時可以選擇自暴自棄,或繼續阿Q地說「大國才不管國際法」,也可以從現在開始好好投入人力來培養國際法人才,真正與國際接軌。 特別是,倘若我們想以「主權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中華民國」這種名義加入聯合國,也就是同時挑戰國際法與聯合國的基礎,那更是得全國上下好好用心鑽研國際法與政治哲學,因為,其難度絕對高過於指島為礁,根本就是指鹿為馬 ~~ 不過,我們的法官曾經創造過「大水庫理論」,也援引過「宋朝公使錢」來作為判決基礎,不試試看誰知道呢?是吧!(握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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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形式的「日本入門」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hsia-ju-liu/%E5%8F%A6%E9%A1%9E%E5%BD%A2%E5%BC%8F%E7%9A%84%E6%97%A5%E6%9C%AC%E5%85%A5%E9%96%80/968080486641511 http://blog.ylib.com/newbooks/Archives/2006/12/06/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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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主義” 在美國出現的社會根源

http://chinese.wsj.com/big5/20160219/opn155639.asp Charles Murray 如果你對特朗普主義(Trumpism)感到沮喪,可別騙自己說如果特朗普(Donald Trump)未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特朗普主義就會逐漸消失。特朗普主義是許多美國人對美國演進軌跡所生憤怒之情的一種表達,而這種憤怒是合情合理的,特朗普主義的出現也在意料之中。特朗普主義標志著美國社會持續半個世紀的一種演化進程已經走到了最後階段,即美國對其深具歷史意義的國家認同的摒棄。 知名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最後一部作品《我們是誰?》(Who Are We?)中寫道,這種國家認同有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是美國的盎格魯-新教傳統,由於美國目前存在眾多文化和宗教傳統,安格魯-新教傳統無可避免會褪色。另外一個組成部分是美國理念,這是美國人獨一無二的東西。正如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言:“美國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的國家,它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這是我們的宿命。” 這種被亨廷頓稱作“美國信條”的意識形態都包括什麼內容呢?其核心價值觀可以概括為平均主義、自由和個人主義這三點。由此衍生出久為觀察人士所認同的那幾條人們耳熟能詳的國家信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機會平等,言論和集會自由,獨立自主,有限政府,自由市場經濟,分權制衡。 直到1960年時,這種信仰還是全國性共識。當年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肯尼迪(John F. Kennedy)、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和漢弗萊(Hubert Humphrey)都真正信奉這種理念,他們與共和黨人的分歧只是實現方法的不同。 如今,這個信條已不再令人信服,其實質也不復存在。為什麼會這樣?推動這個逆轉過程的很多因素都可以在整個美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找到:比如新的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的出現,以及夾在兩者中間的工人階層所處的困境。 筆者2012年在《分崩離析》(Coming Apart)一書中詳細討論了這些新的階級。新的上層階級包括那些決定這個國家的經濟、政治以及文化形態的人。新的下層階級包括那些未能遵從美國公民文化一些最基本習俗(尤其是工作和婚姻習俗)的人。這兩個新出現的階級實際上都否定了美國信條,無論他們嘴上說得多漂亮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特朗普主義則代表了夾在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工人階層的聲音,向世人宣告這個階層同樣也在背離這一信條。 歷史上,美國例外主義最公認的方面之一是缺乏階級意識。就連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認這一點。這是美國式平均主義。沒錯,美國有富人也有窮人,但這並不意味著富人就高人一等。 成功的美國人頑固地拒絕接受上層階級光環,他們通常比較低調,把自己當作普通人。大多數美國富人在普通家庭、甚至貧窮家庭中長大,在變成富人之後,他們在生活中仍保持著自己青少年時期的習慣和標準。 在美國的社會群落裡,社會和文化之間曾呈現出高度的異質性。法國政治社會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19世紀30年代曾寫道,在美國,較為富裕的民眾煞費苦心地不顯得高高在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甚至在美國的精英社區當中也是如此。在1960年的人口普查中,費城高級住宅區Main Line的居民收入中值僅相當於今天的9萬美元。波士頓Brookline的居民收入中值為7.5萬美元,紐約上東區僅為6萬美元。在這些社區通常的宴會上,很多客人僅僅只有高中學歷。 但自那以來,新的上層階級發展出了獨特的文化。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頂尖的大學吸引了全國各地最優秀的人才,他們彼此交往,相互通婚。聰明才智越來越受到重視。2016年,前面提到的那些精英社區中的宴會上,來賓幾乎全都擁有大學學位甚至更高的教育背景。他們大體上都很富有。當前Main Line、Brookline和紐約上東區的居民家庭收入中值分別在15萬、15.1萬和20.3萬美元左右。 這些晚宴上的談話可能與美國主流聚會上的談話完全不同。新興上層階級的成員很少被美國主流社會中最受歡迎的電影、電視劇和音樂所吸引。他們在飲食、健康保健、子女撫養、度假、讀書、網站瀏覽和啤酒口味方面有著獨特的文化。不管哪個方面,新的上層階級都擁有其獨特的行為方式。 新興上層階級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很容易就接受成為上層階級成員的現實並且對普通美國人表現出一種傲慢態度,這是美國社會的一種新現象。在與受過高等教育的朋友聊天時嘗試使用“鄉巴佬”這個詞,看看他們是否會產生聽到其他種族歧視語匯時的那種緊張情緒。當你提到“飛躍之地”(flyover country)這個詞而沒人問你這詞是什麼意思時,想想這意味著什麼吧。如果想不明白的話,可以跟一位在西佛吉尼亞購買了周末度假地的華盛頓朋友聊聊。他會告訴你他對新鄰居們的不屑,而這些鄰人他在華盛頓精英社區裡已經遇到過。 美國主流群體充分意識到了這種傲慢和蔑視,自然也受到了刺激。美國平均主義已經命無多日。 新的上層階級逐漸退出社會主流之際,新的下層階級在白人工人階層中出現,並在創造特朗普主義借以興起的社會環境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美國立國時起,工作和婚姻一直是美國公民文化的核心,白人工人階層一直秉持這一理念,直到上世紀60年代。幾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參加工作或尋求就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婚。 此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從1968年到2015年,白人工人階層中,30多歲、40多歲男性(這對男性來說本該是工作和供養家庭的黃金年齡段)的勞動力參與率從96%下降至79%。同一時期,白人工人階層中,30多歲、40多歲男性的已婚率從86%下降至52%(非白人工人階層中30多歲、40多歲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和已婚率也出現下降,只不過降幅和持續下滑程度沒那麼嚴重)。 這是令人震驚的變化,而且這種現象在美國國內很普遍。目前在普通的白人工人階層居住社區,正值壯年時期的男性人群中,有五分之一甚至沒有找工作;他們依靠女友、兄弟姐妹或父母生活,或是依靠傷殘撫恤金、灰色收入、犯罪收入維持生活。近一半人沒有結婚,與大量未婚男性伴隨而來的全部社會問題都湧現出來。 在這些社區,大約一半的孩子是未婚女性所生,具有單親母親家庭孩子的所有問題,男孩的問題尤其嚴重。無論是在小城鎮還是城市地區,吸毒都已經成為一個大問題。 想一想這些趨勢對工人階層社區每個人生活的影響,包括那些仍然遵循舊規則的人群。他們發現自己努力工作,養家糊口,但鄰裡之間的傳統公民文化已經不復存在,社區氛圍不再友好愉悅,甚至不再安全。 在美國出現這種社會階級巨變的同時,還發生了其他重大變化,即美國社會出現了背離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大規模意識形態變化,而這兩種主義是美國信條的兩大支柱。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由民權運動及女權運動引發,這兩場運動都是對美國信條的典型引申,對美國在實現黑人和女性權利方面提出了合理的要求。 但是,運動的成功卻很快導致與美國信條相矛盾的政策推出。平權運動要求將美國人放在不同的群體中加以考慮。保持結果的公平勝過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基於照顧特定群體的考量而制定的政策不斷增多,此類政策越來越多,而這類政策對應的特殊群體也越來越多。 到上世紀80年代初,民主黨精英們絕大多數都接受了一種與傳統上的自由和個人主義觀念公開沖突的意識形態。這一點鞏固了民主黨長期以來在少數族裔、單身女性和低收入女性中的聲望,然而卻得罪了另一個關鍵的民主黨選民群體:白人工人階層。 白人工人階層的男性是上世紀80年代初“裡根民主黨人”的典型代表,這個群體也常常被說成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然而這個群體的憤懣卻常常被誤解。說他們毫無理性地攻擊跟自己外表不一樣的人,這是錯誤的。特朗普主義肯定有一些種族主義和排外的成份,我在推特(Twitter)和Facebook上寫了一些批評特朗普的文字後發現了這一點。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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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courage, mon vieux, et encore de courage!” — 寫給Ben的一封信

如果這個島的罪孽深重 重如堆在你身上如山的石塊 你替我們大家承受天譴 你累世的路 今生最崎嶇 可以啟程了 不要驚怕 前面是明亮的坦途 - 鍾玲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IGNc3yBvlw ) http://whogovernstw.org/2015/12/15/rweirenwu3/ 如此熱血與深情, 請容我擅自收藏. 或著請告知. ◎吳叡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Dear Ben: 很久很久沒有寫信給你了——自從五年前冬天母親開始生病以後,就停止了 吧。這五年中我自己經歷了不少事情,臺灣也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還發生了一場號稱「太陽花」的準革命呢。去年十一月在Johns Hopkins見面,時間太短,你身邊又總是圍繞著仰慕的後輩們,我除了幫你撐傘拿書包之外,什麼也來不及說。前些日子把今年春天寫的〈黑潮論〉翻成英文,才想到說應該寄給你看看,讓你知道我從寫了那篇〈賤民宣言〉以後的思想發展,順便跟你報告一下這幾年來的一些事情,結果卻聽說你又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Ben,你現在到底在哪裡呢?一個人悄悄從印尼回到曼谷了嗎?還是又跑到你泰柬邊境的那個村子裡,和當地的小孩們一起悠閒地過年了呢?唉,到哪裡都好,只要平平安安就好,你膝蓋痛,別再四處亂跑了。 圖片來源:Cornell University 兩個禮拜以來都在整理以前和你的通信,印起來厚厚一疊,一封一封讀,很多往事浮上心頭,自己十多年來的精神歷程彷彿也清晰地重現了。然後,這幾天和東京的白石隆學長通信,他寄了幾篇最近寫的文章給我,都是從東南亞研究,特別是印尼研究的脈絡裡討論你的學問的。讀了他的文章,我突然驚覺到我接觸你,認識你,乃至受你影響的過程,和他這樣正統康乃爾現代印尼研究計畫(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出身的門生比起來,是多麼的「體制外」,但同時也是多麼的個人啊。我們不僅是在「你的印尼」之外認識的,我們的交談內容也總是會逸出學院界線之外,遠遠地擴散到了政治、電影、人生、海涅的詩,甚至愛情。Dear Ben,回想起來,這些年來我一直在信中不停地向你發問呢,但我的發問總是會忍不住從知識的困惑延伸到臺灣的困境和個人的困境——包括我那微不足道、痛不欲生的,tragic-comic 的失戀,而臺灣與我個人的困境最後總會重合在一起,於是在這些書簡當中,一個渺小個人的存在苦惱變成了臺灣的世界史處境的縮影或隱喻。信中的我讀起來像一個受詛咒的薛西弗斯,悲情地仰望崇高的奧林帕斯山。然而你從不厭煩,有問必答,不僅親切地啟迪我以知識,給我許多溫暖的安慰和鼓勵,還會講很多很多笑話給我聽,教我用戲謔與自嘲,化解世間這一切不可忍受的荒謬,和我可笑過剩的自我意識。所以每次讀你的信,總是一邊戰戰兢兢地反覆深思,但一邊又要忍不住捧腹大笑,於是悲情完全消散,大我小我紛紛讓位,只剩下某種對大寫的「歷史」澄澈的釋然。然而笑聲方才收斂,你又會突然正襟危坐地指著我那篇憂傷的〈賤民宣言〉說:「把臺灣變成一個像樣的好國家不是烏托邦,只是需要持續不懈的工作。」於是薛西弗斯只好再度起身推動那塊巨石,只是這次臉上帶著一絲自嘲的、戲謔的、體悟的笑容。 Dear Ben,在認識你之前,我在芝加哥大學就先認識了許多了不起的老師, 他們大體上塑造了我日後的知識傾向,然而這間經院實在太嚴肅,老師們可敬而 不可親,或者親切而不親近,我被包裹在一個巨大而疏離的古典精神氛圍中,過著敬畏、孤獨的求道生活。開始翻譯《想像的共同體》是我解放的第一步。你那恣意而自制的美麗文字釋放了我被芝加哥學派的社會科學與哲學深深壓抑的,詩的感性。然後我認識了你這個人,這個為我傳道授業的經師,為我解惑的人師, 關愛我的父兄,與我長夜把酒傾談的摯友,甚至與我一同為臺灣,為弱者戰鬥的同志——認識了你,dear Ben,這個超越經院成規,以詩丈量世界的,奇妙的越界者和說書人,讓我體內長期被壓抑的所有浪漫主義能量,所有歷史熱情一齊爆發,衝決了一切學術體制的規訓,和我多年在經院禁錮中習得的教養全面交融,於是在最後那段經院歲月裡,我才終於能夠寫出我的《The Formosan Ideology》,和芝加哥和解,和自己和解。Dear Ben,偶爾我會遺憾自己「血統不純」,不是你在康乃爾的門下生,像白石隆學長一樣,但其實更多時候我慶幸自己不純的血統,慶幸自己是這樣帶著芝加哥的美麗與哀愁,風暴般地碰撞到你的——碰撞到你,然後我就有如歌德筆下漂泊的Wilhelm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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